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 作者]: 寿步      [ 发布时间]: 2006-07-07     [ 独著/合著]: 独著     [ 期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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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历史看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1.从1979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到1989年中美谅解备忘录

从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持续至今。这一争端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

中美之间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最早可见于1979年7日签订、1980年2月1日起生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该协定第六条在互惠基础上约定双方在其贸易关系中有效保护对方的专利、商标、版权。[i]《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的这一规定,促使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工作。

此后,1980年,中国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1982年中国颁布《商标法》;1984年中国颁布《专利法》;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尽管在这些法律的起草制定过程中伴有中国国内的激烈分歧和争论,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1988年公布的关于外国贸易障碍的《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承认中国此前几年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同样是在1988年,美国国会刚刚通过《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美国政府就试图对中国适用其中的“特殊301条款”。这是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中新增的一条针对那些没有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进行报复的规定。

1988年美国《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认为,中国主要在下列方面需要改进:(1)计算机软件。中国还没有版权法,也不愿意对什么时候能通过版权法作出估计,正在讨论的草案不包括计算机软件的保护。(2)药品、化学品。中国专利法没有为美国的药品和化学品公司提供适当、有效的保护。

  此后,中美两国政府代表经过磋商,于1989519日就保护美国知识产权问题在华盛顿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承诺:将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版权法,其中计算机程序将作为特殊种类的作品予以保护;将修改专利法,延长专利保护期限和扩大专利保护范围;将参加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美国政府承诺:这次不将中国政府指定为“特殊301条款”项下的“重点国家”。中美两国政府同意,在任何一方要求审议本《谅解备忘录》中承诺的执行情况时,进行磋商和交换意见。 [ii]

可见,美国此时主要关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问题。

2.从1989年中美谅解备忘录到1992年中美谅解备忘录

19895中美谅解备忘录的签订当年10月,中国加入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909月,中国颁布了《著作权法》即版权法。中国也在积极准备公布著作权法指定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规定。

19915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将中国指定为“特殊301条款”项下的“重点国家”,即中国是对美国知识产权没有进行充分、有效保护的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方宣布开始对中国进行“特殊301条款”所要求的调查。如果到期满时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实行单方面的贸易制裁。

此后中国政府于199164日公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经过紧张的谈判,1992年1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iii]。中国政府主要承诺:(1)中国将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其唱片被擅自复制的公约。(2)修改专利法、修改著作权法,颁布有关防止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美国政府承诺:终止根据美国贸易法“特殊301条款”所发起的调查并取消把中国指定为“重点国家”。

可见,美国此时依然关注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问题。

3.从1992年中美谅解备忘录到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

如果说此前美国关心的是中国知识产权的“无法可依”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转到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方面。

中国方面认真执行了在1992年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199210月,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934月,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19929月,修改专利法;1993年2月,修改商标法;1993年9月,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1月加入《专利合作条约》;1994年8月加入《商标注册用商品与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仍然对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中存在的问题表示不满,敦促中国严格执行在备忘录中所作的承诺。1994630日,美国贸易代表又一次将中国指定为“重点国家”,并宣布立即对中国发起“特殊301”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是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情况。美国贸易代表还公布了美国有史以来对外贸易报复数额最大的价值28亿美元的一个预备性报复清单。对此,中国对外经贸部也首次根据中国对外贸易法的规定,公布了对美贸易反报复清单。

最终,中美两国政府于1995226日达成了协议并于311日正式签署。这份协议由两国政府代表的换函和中国政府代表函件的附件(即由中国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定的《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组成[iv]。这是一份长达12000汉字的协议,也是美国有史以来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份最全面、最详尽的协议。

在这份协议里中国政府的承诺主要包括:(1)立即采取步骤(包括从1995年3月1日开始的为期六个月的特别执法期),在全国范围内打击盗版活动;(2)采取长期措施,保证知识产权的有效执行;(3)保证美国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政府主要承诺:(1)立即取消将中国指定为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并将终止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和向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提供市场准入的调查,并撤销美国贸易代表于1995年2月4日发布的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提高关税的命令。(2)在保护知识产品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协议也规定,从199561日开始,中美两国将就其国内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活动每季度交换信息。

可见,此时美国关注的已经是中国知识产权的执法问题。

4.从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到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

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签订以后,中国政府除了颁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条例之外,重点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建立全国范围的知识产权执行体系,成立特别执法队,严厉打击侵权行为,清理整顿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市场,关闭侵权盗版工厂。然而,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在执行1995年协议的一些关键内容方面,仍然做得非常不够,给美国的权利持有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切实履行在1995年协议中承诺的相关义务。

  1996年4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宣布中国为“特殊301条款”项下的“重点国家”。美国贸易代表随后宣布拟对中国价值3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作为应对,中国方面也公布了相应的反报复清单。

接下来中美双方经过又一轮知识产权谈判于6月17日达成协议。协议由双方的部长换函和《关于中国在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项下所采取的实施行动的报告》等组成。中国方面上述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为制止CD工厂盗版行为所采取的行动;在特别执法期中国已经采取的调查、关闭、查获生产侵权产品工厂的行动;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防止盗版CDCD-ROMLDVCD的进出境;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对CD工厂的监控等。美国方面承诺,立即把中国从“特殊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名单上撤出,且不实施拟进行的报复。[v]

可见,美国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也即已经签订的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的执行问题。

5.从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至今

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签订以来,美国在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大量减少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方面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从1997年以来,美国贸易代表连年将中国列入美国贸易法“306条款监督国家”名单,以督促中国全面履行1995年和1996年两个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也陆续提出一些新的关注点,如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的侵权问题、零售市场上的侵权产品、商标的假冒、药品行政保护中的问题等。2005年4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又宣布将中国列入“特殊301条款”项下的“重点观察名单”。

中国一直在努力全面执行1995年协议和1996年协议。2004年8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方案[vi]。国务院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原定2005年9月结束,后延期到2005年年底。20041222日起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vii]。2005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viii]2006年3月,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公布了《2006’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ix]

6.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影响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从来没有哪一个部门法象知识产权法这样在其立法进程中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外来压力和影响。

建立健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历史进程尽管存在着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不断发展所产生的内在需求但是,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压力显然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而言,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意义早就超出了知识产权保护本身而转化成为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中国应当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应当改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记录。但是,决不应当不切实际地提高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二.从软件最终用户问题两次论战看中国知识产权界的觉悟

1.江民公司逻辑炸弹案件敲响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的警钟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进程、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的进程,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宣传,最终将知识产权推上了“神坛”。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行政、司法和学术研究领域,想方设法提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时髦的倾向。此时的国内知识产权界,言必称美欧,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学术研究常常是向美欧看齐,却忘了中国的国情,可谓“食洋不化”。

1997年的江民公司杀毒软件逻辑炸弹事件,使人们注意到知识产权权利人可能滥用知识产权的问题,人们开始思考应该行使知识产权不能没有限制。当年,国内著名的杀毒软件生产厂商北京江民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公然在其开发的杀毒软件KV300L++版中设置了直接针对使用未经授权KV300软件的最终用户的“逻辑炸弹”程序,直接将用户计算机硬盘锁住,使之无法运行。软件著作权人试图以技术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软件盗版问题。这种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受到知识产权学人的公开批评。[x]这是中国学界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思想的先声。

1999年年初,在当时国内舆论界已将知识产权推上“神坛”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信息产业界有识之士首先发出了“反对知识霸权”的强劲之声。[xi]此后,1999年微软诉亚都案围绕软件最终用户问题的论战和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新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发布围绕软件最终用户问题的论战,使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思想从发轫走向成熟、最终成为中国舆论的主流,知识产权终于被拉下了“神坛”。

2软件最终用户问题的由来

软件最终用户问题是指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最终用户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和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我国法律界和舆论界广泛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国内对外来软件的无偿的大规模的商业性的使用的情况(包括直接使用英文软件和对英文软件进行“汉化”后再使用)极为普遍。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软件大国对于采用何种法律保护软件开发者的权益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有关国际组织也在探讨采用何种法律制度来保护软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更晚。

在1991年开始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方面原来是要求,对中国计算机最终用户所使用的美国人的计算机软件只允许再使用三年。经过谈判,美国方面放弃了上述要求。对于中国的计算机最终用户来说,中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规定意味着,在中国开始保护美国软件著作权之前(即1992年3月17日之前),他们对美国软件的商业规模的使用,将不被追究责任;在中国开始保护美国软件著作权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美国人的软件,而不承担责任。

应当注意,上述免于承担责任的情况仅仅适用于在1992年3月17日中国开始保护美国软件著作权之前、已经装载在计算机内的美国人的软件。而事实上,软件在日常使用中往往是不断在升级的。

按照中美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中国开始保护美国软件著作权之后,就应当充分适用中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软件保护条例和《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等规定。显然,这里已经为将来追究计算机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责任埋下了“伏笔”。因此,美国方面对于1992年3月17日之后中国计算机最终用户在“原有范围”之外使用未经授权的美国软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在1994年开始到1995年3月结束的又一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1992年中美备忘录中埋下的追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法律责任的“伏笔”开始起作用。在1995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致美国贸易代表并经美国贸易代表确认的函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美两国要求在两国各自的公共实体在其电脑系统中不使用未经授权的计算机软件复制品,使用合法计算机软件。同时要求提供足够经费使他们能够获得仅经授权的计算机软件。”在中国政府代表函件的附件即《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到:“任何使用计算机软件的公共、私人、非营利机构应提供充足的资源购买合法的软件。”

此后,1995年8月23日国家版权局发出《关于不得使用非法复制的计算机软件的通知》。1999年2月24日,在中国加快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与美国进行的双边谈判的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3年半之前的国家版权局上述通知。

3.1999年由微软诉亚都案引发的论战

19995月,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不久,美国微软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亚都科技集团在办公电脑中使用未经授权软件一案由传媒曝光。由于是在特殊的时期,由特殊的原告,就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问题进行起诉,该案引起了我国传媒的广泛关注。

该案所涉及的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在中国知识产权界引发了从1999年8月至12月的一场学术论战。

作为论战一方(“合理保护论者”)的笔者的主要观点是[xii]

(1)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点是在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维持平衡。确定平衡点的依据只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知识产权保护采用何种立法模式、确立何种保护水平,并不存在某种天经地义的预设模式和预设水平,而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集团、各国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实力综合较量的结果。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在遵守相关“世界水平”的前提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与我国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不应当盲目地去适应发达国家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的要求,必须以中国国情为立法前提。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不能忽视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不能忽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习惯。

(2)根据著作权法原理,著作权本来并不延伸到最终用户对侵权作品的使用,即所有作品的最终用户使用侵权作品本来都不构成侵权。所以,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本来也不构成侵权。

(3)在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上,笔者提出了“三个台阶论”。法律保护水平的“第一台阶”是并不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任何最终用户。TRIPs协议就属于“第一台阶”。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部分最终用户,这是“第二台阶”。如区分是营利性使用还是非营利性使用,是商业目的使用还是非商业目的使用等。“第三台阶”是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所有最终用户,即不论单位、家庭还是个人,不问其使用目的如何,只要使用未经授权软件就构成侵权。

(4)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第三台阶”即超世界水平的保护。

(5)根据当时有效的旧版软件保护条例追究最终用户责任的法律依据不足。

论战另一方的主要观点是:

(1)软件特殊,容易被复制,对软件的著作权保护要与其它作品不同,不仅要在制造、销售领域予以保护,禁止违法复制和销售;而且要延伸到最终用户,对软件最终用户的非法复制和非法使用也要禁止。

(2)软件最终用户在使用软件时,往往伴随着复制行为,这就可能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所以,将软件作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时,著作权法有必要作出调整,规范软件最终用户的行为。

(3)旧版软件保护条例已经对软件最终用户问题作出了规定,已经达到了“第三台阶”。

微软诉亚都案的审判在当年年底有了结果。1999年12月,法院从诉讼程序的角度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微软公司对北京亚都科技集团的起诉。法院没有就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是否构成侵权和如何承担侵权责任问题作出实体判决。

4.新版软件保护条例发布引发的又一轮论战

1999年的围绕软件最终用户问题的论战引发了国内各界对知识产权的重新认识。此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论断[xiii];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大力倡导两个“有利于”原则:“应根据新的形势,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规则作出适当的调整。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按照市场规律,使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期限和保护方式,有利于科技知识的扩散和传播,有利于各国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利益。”[xiv]

1999年论战期间和论战之后,代表国外特定商业集团利益的外国民间机构依靠其强大的财力后盾,积极在中国国内民间机构和政府官员中物色其利益代言人,向中国官方、法律界、学术界和产业界渗透,以影响中国的软件著作权保护立法进程,使中国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水平进一步提高。其结果是,在2000年年底给出的关于旧版软件保护条例的修改草稿中,一方面删去了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但不符合“超世界水平”要求的原有条款;另一方面不顾我国现实国情,为定位在“第三台阶”制定了“周密”而又“无懈可击”的条款。

为此,法学界、IT业界和理论界的合理保护论者以2001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出的《中国民间论战软件保护立法》为发端,以随后在新浪、ChinaByte、搜狐等网站开辟的相关专栏[xv]为主要载体,在2001年年底新版软件保护条例发布前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发起了又一轮反对“超世界水平”保护软件著作权的论战。20022月,作为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思想集成之作的《我呼吁》一书的出版传播,使合理保护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合理保护论者在坚持反对在中国实行“第三台阶”即超世界水平保护[xvi]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软件最终用户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本来应当定位在“第一台阶”,但考虑到我国扶持发展软件产业的需要和软件的特殊性,考虑到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现状,我国可以定位在“第二台阶”。[xvii]

20023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首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对我国软件保护水平问题,应当重视各界呼声,顺应民意。他们为此分别提出了议案和提案。

民间呼吁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方面的重视[xviii]。作为对社会舆论和民间呼吁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责任问题作出了规定: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和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xix]

这样,司法解释在软件最终用户问题上就将我国的软件保护水平明确定位在“第二台阶”。这是顺应民意符合国情遵循法理的重要规定。至此,我国关于软件最终用户问题的规定总体而言趋于合理。

可见,以20世纪末的微软诉亚都案引发的论战和对知识产权的反思为契机,国内各界开始从本质上深入认识知识产权,开始注重以维护本国利益和寻求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作为建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出发点。

三.结论

中美两国之间二十多年的知识产权争端与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互交织。回顾分析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确定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如何定位。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在这样的国情下,倡导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尤其重要。

1999年论战的最大成果是使知识产权在中国的社会舆论中走下了“神坛”。中国知识产权界开始认识到,“利益”二字就是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利益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的要旨。知识产权领域国际斗争的实质在于,发达国家企图凭借其科技经济优势和强权,在全球范围内垄断知识产权,不断扩大其经济利益,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必须以中国国情为前提,合理保护知识产权。

2002年是中国的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思想渐趋成熟之年。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知识产权制度(包括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程中,应当遵守“一个基点”、“两个目标”、“三个原则”。“一个基点”是指:中国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点应该是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两个目标”是指:中国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应该是有利于科技知识的扩散和传播,有利于人类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利益。“三个原则”是指:中国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具体原则应当包括:(1)现实国情原则: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当与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2)生命权优先原则:人类的公共健康利益应当优先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3)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国家利益应当优先于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

一方面,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的大国,必须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以促进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将知识产权保护定位在合理的水平。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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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杨国华.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影响及启示[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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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一九九五年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换文[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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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杨国华.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影响及启示[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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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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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寿步.软件逻辑炸弹一案的反思与分析[N].国际电子报,1997-1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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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方兴东,王俊秀.起来──挑战微软“霸权”[M].北京: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xii](1)寿步.软件侵权如何界定──从微软诉亚都案说起[N]. 计算机世界,19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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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寿步.正常水平还是超世界水平──再论软件侵权如何界定[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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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寿步.专家评论微软起诉亚都被驳回一事[EB/OL]. http://tech.sina.com.cn/news/it/1999-12-19/13708.shtml1999-12-19/2006-03-05.

[xiii]新华网.江泽民主席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并讲话[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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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新华网.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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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1)新浪网专栏《软件知识产权大争论》: http://tech.sina.com.cn//hotnews/2001-12-23/129.html2001-12-23/2006-03-05

(2)搜狐网专栏《软件保护立法大争论》:

http://it.sohu.com/46/31/itchblank15783146.shtml2001-12-24/2006-03-05

(3)ChinaByte网站专栏《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专题》:http://www.chinabyte.com/20011224/1428635.shtml2001-12-24/2006-03-05

[xvi]合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呼吁书[A]. 寿步,方兴东,王俊秀.我呼吁──入世后中国首次立法论战[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3.方兴东、王俊秀、寿步.论中国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十大关系[A]. 寿步,方兴东,王俊秀.我呼吁──入世后中国首次立法论战[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10.

[xvii](1)寿步.新软件保护条例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EB/OL].

http://www.chinabyte.com/20020114/1430141.shtml2002-01-14/2006-03-05.

(2)寿步.从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看软件最终用户问题[EB/OL].

http://www.chinabyte.com/20020124/1430932.shtml2002-01-24/2006-03-05.

(3)寿步.从日本著作权法看软件最终用户问题[EB/OL].

http://www.chinabyte.com/20020206/1431815.shtml2002-02-06/2006-03-05.

4)寿步.从中国“入世”看软件最终用户问题[EB/OL].

http://www.chinabyte.com/20020215/1432049.shtml2002-02-15/2006-03-05.

[xviii](1) 蒋志培.解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EB/OL].

http://www.chinaiprlaw.com/fgrt/fgrt101.htm2002-02-25 /2006-03-05.

蒋志培.解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A].蒋志培.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与司法解释[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03-323.

蒋志培.解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A].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指导与参考(第5卷) [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75-96.

(2) 蒋志培.析《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EB/OL]. http://www.chinaiprlaw.com/fgrt/fgrt120.htm2002-04-29 /2006-03-05.

[xix]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EB/OL].

http://www.ncac.gov.cn/servlet/servlet.info.NatLawServlet?action=list&id=2972002-10-12/2006-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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