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法的先驱---拉萨•奥本海姆

[ 作者]: 胡加祥      [ 发布时间]: 2009-10-27     [ 独著/合著]: 独著     [ 期刊号]: 《跨国法论丛》,2003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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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法的先驱---拉萨奥本海姆

 

 

 

                                                               胡加祥*

 

 

一.生平简介

拉萨••奥本海姆1858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附近一个名叫温得肯的小镇。他父亲是一名犹太商人,专门从事马匹交易。经过他父亲多年的苦心经营,奥本海姆一家积累了不少财富,过着较为殷实的生活。当奥本海姆在自己的家乡接受完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后,他们全家迁往法兰克福,奥本海姆的视野也由此变得开阔了许多。1878年,奥本海姆开始学习法律,但是,他涉猎甚广。他向哲学家赫尔曼••劳茨(Hermann Lotze)学过形而上学,向心理学家威尔海姆王德特(Wilhelm Wundt)学过心理学。为了对法理学能有个全面的了解,他还学过法医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期间,他跟随鲁道夫••杰赫林(Rudolf von Jhering)学习罗马法。杰赫林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学家,也是德国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实证主义研究是一种填补法律空白的方法。罗马法虽然确立了许多法律原则,但这些原则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是行之有效的。杰赫林有关法与道德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对奥本海姆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在柏林,奥本海姆又得到众多名师的指点,这其中包括朱利思拜仁(Julius Baron),亨利奇布鲁纳(Heinrich Brunner),乔治贝斯勒(George Beseler),以及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奇特勒斯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海德堡,奥本海姆师从卡斯帕布朗斯奇利(Caspar Bluntschli),开始学习国际法。由于两人在研究方法上有分歧,没过多久,奥本海姆就离开了布朗斯里奇。1881年,奥本海姆在著名的商法律师亨利奇托儿(Heinrich Thol)的指导下,在哥廷根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是对德国当时几位著名律师的生平介绍。随后,作为一名商法律师,他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实务。但时隔不久,他就决定投身于法学理论研究,并将刑法作为他的主攻方向。在莱比锡,年轻的奥本海姆得到著名刑法律师卡尔•邦丁(Karl Binding)的指点,并与卡尔•邦丁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奥本海姆已经在刑法领域崭露头角,先后共出版了五本专著,以及数篇专题论文。1892年,作为特别任命的教授,他受聘于瑞士巴塞尔大学,次年转为终身教授。

奥本海姆原本可以以此来安度他的余生。但是在1895年,奥本海姆作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移民到了英国。促成他作出如此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奥本海姆有许多亲戚在英国。受他们的影响,奥本海姆向往英国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而此时的奥本海姆已是家境殷实,衣食无忧,这也使得他能够选择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虽然,初到英国的奥本海姆工作还没有着落,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英国的生活。19001231日,奥本海姆加入英国国籍。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他给自己取名为拉萨•弗朗西斯•劳伦斯•奥本海姆(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

在伦敦,奥本海姆开始了他一次全新的生活。他将国际法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并购买了大量的图书,建立起一个颇具规模的私人图书馆。该图书馆在当时的伦敦非常有影响,就连英国外交部也偶尔会到这儿来借书。虽然,奥本海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完全可以让他过上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还是想尽快找一份教书的工作。他先是在伦敦的一些夜校教书,然后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随着他的著作《国际法》第一版(1905-1906年)的出版,他在国际法这一领域也是名声雀起。1908年,在约翰•威斯特雷克教授(John Westlake)的推荐下,奥本海姆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担任国际法学教授,直到1919年他去世。他也是剑桥大学第四位惠尔威讲座教授(Whewell Professor)

奥本海姆的《国际法》刚一出版,便广为流传,在短短数年内就出了三版。虽然第三版是在奥本海姆去逝后由他的学生罗克斯伯勒(Roxburgh)修订完成的,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奥本海姆在去逝前写成的。因此,一般认为第三版的《国际法》是奥本海姆的绝笔之作。以后多次再版的奥本海姆《国际法》只是修订者沿用其名,但其中的内容已经扩充了不少。最近的一版,也就是第九版奥本海姆《国际法》是由著名国际法学者杰宁斯(Jennings)和沃茨(Watts)编著,英国朗曼公司于1992年出版的。用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奥本海姆的《国际法》“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英文版国际法教材”。[1]

 

二.奥本海姆的研究思想

奥本海姆早年在德国所接受的教育在其以后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德国的实证主义包含了许多流派。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流派未曾作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只是停留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基础之上。这也妨碍了人们对奥本海姆学术思想的研究,因为奥本海姆在国际法方面发表过的作品数量并不多。即使是通过《国际法》这样的作品,人们也很难对奥本海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要了解奥本海姆,我们只能通过他一些零星的讲话和作品中的某些片段去加以分析研究。例如,有一篇奥本海姆未曾公开发表的演讲稿对理解他的研究思想很有参考价值。他在该演讲稿中对为什么国际条约具有约束力的理由作了如下评述:“有些作者,如郝尔(Hall),杰利耐克(Jellinek),尼波尔得(Nippold),认为条约的约束力来源于参加该条约国家的自律行为;另一些作者,如特里佩尔(Triepel),却认为该约束力是来自于缔约国的共同意志;还有一些作者,如布朗斯奇利(Bluntschli)和他的追随者,则认为国际条约的约束力是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中。[2] 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能令人满意。要回答国际条约为什么具有约束力这一问题,只有将这一问题分成几个方面来回答,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第一,为什么条约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因为在国际法中有这么一个习惯法规定,即‘条约必须遵守’。第二,习惯法的存在依据。上述习惯法的存在是与宗教和道德的因素密不可分的,也与国家利益有关。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法存在,就不可能有国际法的出现。所有那些已经或正在形成和维系国际法存在的因素都强调了这一点。第三,在论述国际条约的约束力时,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那就是国际法中缺少一个能强制执行国际条约的司法机关。国际条约的约束力不同于国内法中那些由合同关系所产生的约束力,因为国际法是‘弱’法,其强制力也不如国内法。但是,正如国际法并没有因为缺少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权力中心而失去它的法律特征,国际条约也没有因为缺少一个司法机构来确保国际条约的执行而失去它的法律约束力。”[3] 奥本海姆先是罗列各种回答为什么国际条约具有约束力的有关答案,然后,加上自己简短的评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多名具有不同国家背景的国际法学者,这使得他的分析建立在一个更全面的基础之上。他的观点中突出之处是将国际条约是否有约束力这一问题分几个层面来回答。这种分析方法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奥本海姆习惯于将国际法与国内法区别研究。这反映了他在研究方法上明显地受了德国传统二元论的影响。

在列举为什么国际条约具有约束力的众多理由时,奥本海姆拒绝接受自然法的观点。[4]历年的战争使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在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成文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层次法律的存在。在奥本海姆看来,调整国际关系只有靠法律,而不是靠宗教。与另一位德国法学家凯尔森(Kelsen)的观点不同,奥本海姆不认为法律中存在一个层次关系。国家利益,以及宗教和道德的因素在实际中会对法律产生影响。因此,虽然奥本海姆的研究立足于对国际法的阐释,但他也兼顾了国家利益和道德因素对国际法的影响。奥本海姆认为,一个法学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法律现实的简单描述。他列举了六个方面作为法学家应该考虑的内容:(1)法律研究的历史观;(2)对现行法律的批判观;(3)条约的制定;(4)区分古老的习惯法和新近形成的习惯法;(5)培育仲裁这一机制;(6)普及国际法。具体地讲,了解国际法的演变过程是正确认识我们这个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前提条件。回顾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国际法的发展脉络。对国际法持一种批评的观点是为了促进国际法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奥本海姆认为这种批评观不能脱离现实。与上述观点紧密相关的是条约的制定。奥本海姆积极主张用制定条约来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同时,他认为在条约的制定过程中,法学家们对法律原则的认识也会逐渐趋于统一,国际法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和稳定。奥本海姆早就预测,二十世纪将有不少国际条约出现。但是,国际条约不是“万民法”,它只是对缔约国有约束力。仲裁机制的培育有助于建立实证主义的国际法学观,而且,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武装冲突的出现。在上述提供考虑的六个方面中的最后一个是国际法的普及。在奥本海姆看来,国际法的普及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参与。国际法的普及要使得普通民众也意识到国际法的存在。国际条约通过国内法来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条约的制定也推动了国内法的发展。奥本海姆在抛弃了自然法的观点后,并没有为国际法找到一套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则。国际法是由人们制定的,因此,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在这个方面,国内法能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奥本海姆认为,要全面了解国际法,人们需要把条约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研究。他在《国际法》一书中也经常提到道德与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由于奥本海姆明确将道德与法律区分开来,即使是在国际法的教科书中,他对这两个主题也是分别阐述的。

在对国际法的历史作一个简短的回顾以后,奥本海姆在他的《国际法》第一版中对国际法作了五点归纳,在第二版时增加到六点,第三版增加到七点。[5] 这些归纳包括:(1)权力的平衡是国际法存在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2)政治和法律是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之上;(3)由于国籍原则在国际法中日渐凸现,新兴国家的诞生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国际法应该关注这些国家少数民族的权利;(4)国际法还需要不断完善。永久和平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奥本海姆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并大力推进国际条约的制订;(5)国际法的发展将有赖于公共的道德水准和各国的经济利益;(6)在第三版《国际法》中,奥本海姆接受了康德的思想,认为独裁政治将导致战争,因为独裁者往往是将他的政策建立在以武力相威胁的基础之上,而民主则可以避免个人权力的膨胀,遏止称霸的野心;(7)奥本海姆认为有必要在民主,开放的大学里建一些旨在培养国际法学者的法学院。这些国际法学者将致力于条约的制定,对现有国际法有关条文的澄清,并筹建国际法院。

奥本海姆阐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意在唤醒一种公共意识,而这种公共意识会影响到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奥本海姆认为,法律是建立在人们对正义信赖的基础之上。政治和道德与法律密切相关。对政治和道德的研究与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际法的现状与走向。法律是根植于宗教和道德之中,或至少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有时会滞后于道德的发展。关于法律是如何产生的,奥本海姆与十九世纪的许多学者持相同观点。1869年,德国学者爱德华·哈特曼(Edward von Hartmann)出版了《无意识者心理学》一书。作者在该书中着重描写了人们那些不受理智支配的行为。奥本海姆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是非标准对于他的行为的影响如同他的智力一样重要。他将人的道德是非标准比喻成一种心理和社会现象,它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人们根据自己的道德是非标准,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审视内心的感受。这种不断反省能使人的道德逐渐趋于完善,并对宗教和法律也是一种促进。但是,在确立道德是非标准时,个人的因素只是起了部分的作用。社会对人的影响,以及法律对人的引导都会对人的是非标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奥本海姆认为道德与法律是同一层面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因素。法律集中体现了公众的意志,但是,尚未上升为法律形式的公众意志有时比法律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法律有它的滞后性。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奥本海姆要强调推广国际法知识的重要性。

 

三.奥本海姆的贡献与影响

奥本海姆强调实践与积累在法律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赞同德国学者拉邦德(Laband)的观点,即通过系统化和符合逻辑的方法来推动法律的发展。因此,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但是,奥本海姆并没有固守于此。他不赞成布朗斯奇利那种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法律条文的做法。与其他人的观点不同,奥本海姆没有把布朗斯奇利看成是一位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布朗斯奇利与奥本海姆两人都曾编著过国际法教材,他们的区别是前者侧重于将国际法用条约的形式来表现,而后者则侧重于用批判的观点去分析国际法。奥本海姆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法领域独树一帜。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受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德国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这也使得他在研究方法上有别于同时代的许多英国国际法学者。

奥本海姆第一版《国际法》出版以前,虽然曾有一些国际法教材的出版,但是,在这些教材中,没有一本能够像奥本海姆的《国际法》那样对国际法作一个全面的阐述。1836年,亨利•维通(Henry Wheaton)出版了《国际法的要素》一书。该书在英国一直流传至今。《国际法要素》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法的历史,并列举了一些著名事件。但该书没有将国际法界定为一种法律制度,而只是罗列了一些法律术语,作者的观点也不甚明显。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于1839年,以及罗伯特•菲利莫尔爵士(Sir Robert Phillimore)于1854年出版的有关国际法的著作都是将其研究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特别是菲利莫尔大量引用了格老秀斯(Grotius),凡特尔(Vattel)等人的观点,而这些国际法鼻祖的观点到了十九世纪末已不再流行。因此,这些书出版没多久便被人遗忘了。另一些国际法学者,例如威廉•郝尔(William Hall),谢世顿•贝克(Shirston Baker),劳伦斯(T. J. Lawrence),詹姆斯•劳瑞莫(James Lorimer),也都是从自然法的角度去研究国际法。他们的学术观点反映的是旧的国际关系体制,无法解释二十世纪出现的许多新的国际关系现象。

与上述众多学者不同,约翰•威斯特雷克试图摆脱自然法的影响,将英国的国际法研究引向实证法方向。威斯特雷克因而也被称为英国国际法领域的改革者和实证主义者。一般认为,奥本海姆当初能够被英国的国际法学界接受,以及后来名扬英国及海内外,都与威斯特雷克的提携与推荐分不开。因此,称威斯特雷克是奥本海姆的“伯乐”一点也不为过。威斯特雷克力荐奥本海姆,除了欣赏他的才华以外,奥本海姆的实证主义研究背景也是吸引威斯特雷克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国际法研究还没有脱离自然法的窠臼。奥本海姆的到来,给当时英国沉闷的国际法研究带来了一缕清风。奥本海姆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兼收并蓄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研究风格,有机地结合了德国实证法和英国自然法中的合理成分。奥本海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早年所积累的渊博知识。自人类社会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国际法的研究领域得到不断地扩大,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在这种历史转型时期,奥本海姆凭借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面很快便从众多的国际法学者中脱颖而出。近百年来,奥本海姆的《国际法》一直是国际法专业学生的入门之作,而奥本海姆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国际法的先驱。

 

 

本文刊登于《跨国法论丛》,2003年第1



* 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1] :参见Wight: The Balance of Power。该文章收录在H. ButterfieldM. Wight合编的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1966),第172页。

[2] :关于人类的自然权利,奥本海姆用了德语(im Rechtsbewusstsein der Menschhelt)一词。

[3] :参见奥本海姆未曾发表的讲稿:Lectures on Diplomacy as Part of International Law。本文作者援引Mathias Schmoeckel: The Internationalist as a Scientist and Herald: Lassa Oppenheim中的引文。参见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卷(2000年),第701702页。 

[4] :这一点可以从奥本海姆的一些文章中体现出来。例如,在第一版的《国际法》第92页,奥本海姆这样写到: “We know today that a law of Nature does not exist”。奥本海姆还在发表在1908年,第2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一篇题为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Task and Method 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But the law of nature has played its part. We know now-a-day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find a law which has its roots in human reason only and is above legislation and customary law”。见该期刊第329页。

[5] :参见L. Oppenheim and R. Roxburgh: International Law, 第三版,第100页,注3。虽然第三版的《国际法》是在奥本海姆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并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出版的,但这些归纳显然是奥本海姆完成的。这一点可以从奥本海姆的另一篇文章得到印证。参见Oppenheim: Le caractere essential de la Societe des Nations, Revue Gene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26期(1919年),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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