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比較研究

[ 作者]: 胡加祥      [ 发布时间]: 2009-10-27     [ 独著/合著]: 合著     [ 期刊号]: 《Journal of Taiwan WTO Studies》,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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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比較研究

 

胡加祥*  單衍嶺**

 

摘 要: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成案要素有很多共同點:外來貿易損害行為、境內產業受到損害、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這說明貿易救濟措施具有可選擇性。影響貿易救濟措施選擇的因素包括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目的和不同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本、效果和風險。目的是保護境內產業、維護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成本包括貿易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效果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救濟措施的影響範圍和作用強度上;風險則是指敗訴的風險和被報復的風險。貿易救濟措施的選擇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首先應具備統一的決策機構和暢通的資訊機制,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需要救濟的境內產業損害形式和損害程度的確認,明確有哪些救濟措施可供選擇,然後綜合考慮影響貿易救濟措施的各種因素,權衡不同貿易救濟措施的利弊得失,進而做出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正確決策。

 

關鍵字:救濟措施,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

 

 

一、緒論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帶著對自由貿易的憧憬,中國大陸大幅度降低關稅壁壘,[1] 大規模削減非關稅壁壘,期待與其他WTO成員分享自由貿易的成果。然而,接踵而來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調查卻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WTO體制下的貿易自由化並不等於完全的自由貿易,[2] 每個成員制定貿易政策時都是以本國或本地區的福利為基點的,[3] 其貿易政策的選擇必然受到自身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需要等因素的制約。即使在自由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在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時也會採取某些貿易保護措施,而剛剛步入市場經濟的成員則更是如此。為了維護經濟安全和國民利益,促進產業發展,各成員都不可避免地要對貿易加以干預。採用何種措施,既符合WTO規則要求,又能夠對貿易損害進行有效救濟?這對於完善WTO法律制度和有效保護大陸的經濟安全都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貿易救濟措施是指當一國或地區境內產業受到或即將受到進口產品的損害時,有關當局對這些進口產品所採取的限制或預防措施。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貿易救濟措施是指進口國(地區)採取的反傾銷措施、反補貼措施和保障措施;廣義的貿易救濟措施是指WTO體制下所有對貿易起到救濟效果的措施,包括WTO規則中的一些例外規定。[4] 本文論述的貿易救濟措施僅指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至今,各成員啟動了近2000次貿易救濟措施,其中申訴到爭端解決機構的案件就有100多起,[5] 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已經成為許多成員推行其貿易政策的工具。大陸自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共採取了44起貿易救濟措施,涉及輕工、電子、冶金、化工、造紙等多個行業,[6] 但是,由於我們對WTO貿易救濟制度不熟悉,加之對可能產生的影響考慮不周,救濟措施的選擇往往具有盲目性,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7] 學界的研究大多局限於個別措施的制度分析和個別案件研究,缺乏橫向之間的比較。提出的修改建議也因世貿組織複雜的規則修改程式而在近期內難以成為現實。[8]

此外,大陸學者以往的研究都是以中國大陸作為“被制裁者”的角度進行分析。這樣的研究方法有兩點不足:第一,只看到問題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問題的另一面。貿易救濟措施是世貿組織允許其成員採用的合法手段,面對大陸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屢遭制裁,除了積極應戰,我們也應該學會運用貿易救濟措施來維護自己的相關產業。第二,孤立地研究某一類貿易救濟措施,不利於厘清各自的邏輯關係。事實上,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成案要素有很多共同點:外來貿易損害行為、境內產業受到損害、外來貿易損害行為和境內產業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不同的貿易救濟措施在成案條件上可以相互重迭,不同的案件完全可能包含若干個相同的貿易救濟措施成案條件,這些特點說明貿易救濟措施具有可選擇性。

貿易救濟措施適用屬於新貿易理論範疇,它與提倡貿易絕對自由化的古典貿易理論不完全相同。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9]和“不完全競爭”[10]等概念納入到國際貿易的研究領域,在指出古典貿易理論不足的同時,提出由於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存在,市場自身運行的結果處於一個“次優”境地,而適當的政策干預往往可以提高市場運行的效率。這些觀點為WTO各成員政府干預貿易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從而也奠定了選擇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理論基礎。

 

二、新貿易理論的內涵與貿易救濟措施的選擇適用

 

古典貿易理論的前提是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正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古典貿易理論才推導出邏輯嚴密、形式完善的結論,即亞當﹒斯密所謂的讓那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市場。然而在現實中,生產廠商的邊際成本往往隨生產的增加而下降,市場結構並不處於完全競爭的狀態。對此,迪克西特和斯第格裏茲於1977年發表了名為《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化》的文章,[11] 提出建立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的兩難選擇模型,突破了完全競爭的假設。克魯格曼將該模型應用於國際貿易理論研究,認為對遞增規模報酬的研究應成為貿易理論的核心。1981年,克魯格曼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一文,進一步對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之間的貿易、相似產品之間的貿易及貿易收入分配效應等進行考察,得出的結論是當國家間越來越相似,市場結構從完全競爭變為不完全競爭,達到規模報酬遞增的時候,規模經濟就取代要素稟賦差異,成為推動國際貿易的主要原因。[12] 這一結論從根本上推翻了古典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假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設,從而奠定了新貿易理論的基本結構。

新貿易理論與古典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認識差異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國際貿易的產生原因。古典貿易理論認為國家之間在資源、技術甚至消費偏好方面的差異導致國際貿易的產生。新貿易理論雖然也承認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同時認為相當一部分國際貿易,特別是經濟特徵相似的國家之間的貿易,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報酬遞增形成的國際分工,而不是資源稟賦上的差異。[13]

(二)國際分工的決定因素。古典貿易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資源優勢和經濟特徵決定這個國家生產什麼產品,而新貿易理論則認為,歷史上的某種偶然性也能成為形成國際分工的重要原因。[14]

(三)關於最優貿易政策。古典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是最好的選擇。[15] 新貿易理論也認為在報酬遞增條件下,從貿易中得到的利益會更多,但同時指出,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可能實行絕對的自由貿易,出口補貼、[16] 臨時關稅[17] 等措施是維護自身經濟安全的有效工具,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分工模式。[18]

新貿易理論證明了由於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存在,市場本身的運行並非能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境界,而適當的政策干預是實現內部規模經濟的重要途徑,是實現外部經濟和比較優勢動態化的必要手段。從本質上講,新貿易理論與世貿組織宣導的自由貿易精神並不對立,自由貿易僅僅是世貿組織追求的目標之一,WTO的成員也沒有單方面開放市場和推動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義務。在WTO體制下,各成員仍然可以在現有規則的範圍內實現對貿易的干預。一方面,在互惠原則、非歧視原則、關稅義務、一般性禁止數量限制和一整套多邊貿易規則之外,還存在著一系列的例外規定,如經濟政策例外、[19]公共政策例外[20]和安全例外;[21] 另一方面,世貿組織允許其成員針對不同的貿易損害行為採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

世貿組織是一個以規則為導向的組織,這意味WTO成員採取的任何補救措施必須受規則制約。目前,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是世貿組織成員採用的主要救濟手段。根據«爭端解決諒解協定»3條第7款規定,[22] 採取救濟措施的原因主要依賴WTO成員的主觀判斷,因此,這些貿易救濟措施客觀上很容易被各成員利用,成為境內相關產業的保護工具。由於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不存在“溯及既往”這樣的制度,[23] WTO成員在爭端解決後的義務最多只是終止其被裁定“不合法”的措施,而無需為其已經採取的那些錯誤行為付出任何代價。[24] 此外,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解決貿易糾紛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在此期間,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一方並沒有義務停止其貿易救濟措施的適用,申訴的一方也無法申請爭端解決機構採取保全措施,[25] 所有這些制度缺陷都可成能為WTO成員選擇適用救濟措施的考慮因素。

 

三、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可選擇性分析

 

1.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案要素分析

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案要素是指貿易救濟案件成立所必須具備的因素。無論是反傾銷措施、反補貼措施,還是保障措施都必須具備以下三個要素:外來貿易損害行為,境內產業受到損害、外來貿易與境內產業受損存在因果關係。從表面看,這些要素在每一個救濟案件中都是相互獨立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傾銷、補貼和進口增長之間有著密切聯繫,在同一個外來貿易損害事件中經常會出現兩種以上的損害形式,[26] 這就為主管當局採取不同的救濟措施提供了選擇的餘地。

進口增長是導致各類貿易救濟措施的共同表現形式,只不過各類案件對增長幅度的要求有所不同。在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中,進口增長是動因,但非實質性要件,如果不存在傾銷和補貼事實,正常範圍內的貿易增長不應該受到制裁。因此,反傾銷協議對進口增長有一個底線要求:若單個成員的出口不超過進口國(地區)市場份額的百分之三或若干成員累計出口不超過進口國(地區)市場份額的百分之七,不得對此施以反傾銷制裁。[27]

如果說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針對的是不公平貿易行為,保障措施針對的則是公平貿易。因此,進口增長(包括絕對增長和相對增長)導致進口國(地區)境內相關產業的損害是啟用保障措施的唯一理由。從本質上講,保障措施的設立是自由貿易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相妥協的產物。當初關貿總協定的制定者在GATT第十九條設立保障機制,目的就是為了打消各締約方的顧慮,讓它們意識到在降低關稅,開放市場的同時,各締約方手中還握有一道安全閥,即當進口產品危及到本國(地區)境內相關產業時,該締約方可以對進口產品採取限制數量或提高關稅等制裁措施。由於保障措施打破了各方原先確立的關稅及非關稅方面的平衡結構,並損及多邊貿易體制中的核心條款---“最惠國待遇條款”,[28] GATT第十九條和保障措施協議對啟動保障措施的條件比反傾銷協定和反補貼協定規定得更加嚴格。[29]

 

損害事實是援引各類貿易救濟措施的實質性要件。反傾銷協定和反補貼協定對損害的界定標準基本相同,即境內產業受到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威脅,或境內產業的建立受到實質阻礙。但是,反傾銷協定和反補貼協定對“實質損害”、“實質損害威脅”和“實質阻礙”沒有給予明確的定義,只是原則規定各成員在確定損害時應當考慮進口數量、對境內市場同類產品價格的影響、對生產同類產品的境內產業的影響等因素。保障措施協議也只是規定了確定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應當考慮的一些因素,並沒有規定判定損害或損害威脅是否“嚴重”的具體標準。因此,無論是保障措施協議中的“嚴重損害”,還是反傾銷協定、反補貼協定中的“實質損害”都不過是一種主觀上的概念,二者的差別也僅僅表現在理論意義上,在實際操作中,產業損害標準的認定仍然具有很大的隨意性。[30]

反傾銷協定、反補貼協定和保障措施協定雖然對進口增長與損害的因果關係作了不盡相同的表述,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進口增長”與“境內產業受損”之間的關係是“最低因果關係”,即只要傾銷、補貼或進口增長是造成損害的原因之一,這種關係就能夠成立。這種立法規定為主管當局發起貿易救濟措施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無論選擇哪一種救濟措施,“因果關係”的要求都很容易滿足。

2.選擇適用保障措施與反傾銷措施的條件

貿易救濟措施具有可選擇性並不是無條件的,前提是不同的案件同時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同的成案要素。保障措施下的境內產業是指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的全體生產者、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境內產量主要部分的生產者;反傾銷措施下的境內產業是指生產同類產品的整個境內產業或區域產業。要滿足選擇適用的要求,受損的產品應當是同類產品,境內產業應當是一成員的整個境內產業,即當一成員生產同類產品的整個境內產業受到損害時,它就有選擇適用保障措施和反傾銷措施的可能。

保障措施協定和反傾銷協定都有“進口增長”的規定,但具體要求有所不同。保障措施協定的立法目的是為WTO成員因履行關稅承諾而產生的“不可預見”的進口增長提供救濟。[31] “不可預見”是指根據一般經濟增長規律而無法預見。與反傾銷協定相比,保障措施協定對進口增長的界定更為嚴格。該協議第2條第1款規定:“一成員只有在根據協定規定,確定正在進口至其領土的一產品數量與境內生產相比,構成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且對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的境內產業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威脅,方可對該產品實施保障措施”。[32] 對於進口增長的數量和品質要求,GATT第十九條和保障措施協議都沒有給予明確規定。“阿根廷鞋類、紡織品和服裝案”中的上訴機構認為,就數量和品質而言,進口增加都必須是“足夠臨近、足夠突然、足夠急劇和足夠顯著”的,[33] 這被認為是對進口增長的權威解釋。可見,進口增長是實施保障措施的重要前提條件。相比之下,反傾銷協議對進口增長的規定就簡單的多,這也與進口增長在反傾銷案件成案要素中的地位有關。在反傾銷調查中,進口增加是確定實質損害或損害威脅考慮的因素之一,只要求進口數量在短期內顯著地增長。[34] 進口增加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在不久的將來,前者是確定實質損害的考慮因素,後者是確定損害威脅的依據之一。[35]

保障措施協定和反傾銷協定規定了兩種不同形態的損害:嚴重損害和實質損害,但兩個協議都沒有對是否達到這兩種形態設定客觀的標準,這就賦予了主管當局在判斷損害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權。從理論上講,嚴重損害比實質損害的程度更深,這也符合保障措施協定的立法目的。然而,由於沒有客觀的判斷標準,在實踐中,要明確區別“實質損害”和“嚴重損害”是比較困難的,損害程度不過是主管當局的一個主觀判斷而已。

3.選擇適用反傾銷措施與反補貼措施條件

早期的傾銷大多在政府的補貼下形成的。1776年,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第四編第五章所詳細論述的海關出口補貼及實務,在現代國際貿易中就可以被認為是傾銷。1791年,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曆三大·漢密爾頓在他的工業報告中宣稱,新生國家建立民族工業所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外國的出口補貼制度,他譴責英國以扼殺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工業為目的,向美國傾銷商品。[36] 關貿總協議的制定者當初將反傾銷和反補貼同時規定在GATT第六條,也是基於這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WTO反傾銷協定和反補貼協定對損害形態以及外來貿易與境內產業受損因果關係的規定基本相同。作為選擇適用反傾銷措施和反補貼措施條件之一的傾銷與單純的反傾銷案件中的傾銷區別在於傾銷與補貼的內在聯繫,即這種傾銷通常是由補貼造成的,政府的補貼改變了企業的經營策略,使企業有可能採取傾銷的方式去佔領境外市場。傾銷產品和受補貼產品之所以具有價格上的優勢,其原因是兩者都獲得了補貼,所不同的是傾銷產品獲得的補貼屬於“私”(企業)的補貼,而補貼產品獲得的補貼則屬於“公”(政府)的補貼。這種補貼內涵的差異導致反傾銷與反補貼措施針對的對象不同,前者針對的是企業,而後者針對的是政府。當同一個案件出現傾銷和補貼並存的現象時,WTO成員可以根據制裁的目的,選擇適用不同的制裁方式。

反補貼協議規制的補貼有“禁止性補貼”和“可訴性補貼”兩種,[37]  相應地,作為選擇適用反補貼措施的條件也因補貼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反補貼協定採用列舉方式對禁止性補貼作出明確規定。可訴性補貼並非為反補貼協議所絕對禁止,主管當局要想援引此措施來救濟境內相關產業,必須證明補貼對其利益造成了不利影響,[38] 否則該補貼就是允許的。由於反補貼案件中的“損害”與反傾銷案件中的“損害”界定標準相同,這意味即使反傾銷案件中的補貼屬於“可訴性補貼”,要找到損害的存在,這對有關當局而言也不是一件難事---只要它想選擇適用反補貼措施。[39]

4.WTO體制下貿易救濟措施的選擇機制

當一個決策機構能同時採取幾種措施時,它才有可能進行選擇;只有當決策機構掌握全面的資訊時,它才有可能做出恰當的選擇。可見,要進行貿易救濟措施的選擇,應當至少具備兩個前提條件:統一的決策機構和暢通的資訊機制。

(一)統一的決策機構

要選擇適用貿易救濟措施,一個統一的貿易救濟措施決策機構是必不可少的。從大陸的實踐來看,2004年修改的《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和《保障措施條例》改變了大陸貿易救濟措施的決策由商務部和原國家經貿委共同負責的局面,將貿易救濟措施的決策權都歸於商務部,[40] 這就為選擇適用貿易救濟措施創造了條件。但由於傾銷、補貼和保障措施下的進口增長調查和裁決由商務部公平交易局負責,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案件中有關境內產業損害的調查由商務部損害調查局負責,如何協調這兩個部門的工作便成了能否將決策權真正統一起來的關鍵,因此,商務部有必要在實踐中加強這兩個部門的協調。

(二)暢通的資訊機制

全面的資訊是決策機構正確選擇貿易救濟措施的前提。決策機構的資訊來源有兩種:主管當局依職權調查收集的資訊和境內產業向主管當局反映的資訊,具體而言,就是建立產業預警機制和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

所謂產業預警機制是指通過對進出口的監控,對遭受貿易救濟措施調查的可能性以及是否需要發起對進口產品的貿易救濟措施調查作出評估。就選擇適用貿易救濟措施而言,預警機制所監控的主要是進口產品對境內產業的影響。對進口產品的監控應當結合境內行業的損害情況進行,當企業經營指標出現異常波動,如市場萎縮、利潤下降等情況時,檢測部門要結合進口監控資料作出是否發起救濟措施調查的建議。預警指標一般包括以下幾種:[41] 行業進口水準、本國產業收入狀況、行業價格水準、行業失業率、國內產業的市場佔有率等。

WTO體制下的企業不是以個體出現的,而是以境內產業的形式參與其中。WTO規則賦予行業組織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境內產業在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相關程式中。單就資訊傳遞而言,行業協會發揮著資訊傳遞的樞紐作用,一方面,單個企業的作用和能力畢竟有限,對本行業作全面跟蹤不太現實,也難以對政府形成較大的壓力,而行業協會可以及時收集全行業的資訊,代表整個行業要求政府保護境內產業;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可以就救濟措施對本行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傳遞給政府。就大陸目前的行業組織現狀來看,還存在著管理機制不順、地位不正、職責不清、行業協會人員專業性不強等弊端,[42] 難以滿足WTO體制下選擇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需要,因此,大陸應根據WTO規則的要求,結合自身的經濟運行情況和企業發展的需要,借鑒國際上行業協會發展運作的成功經驗,有針對性地對行業協會組織進行必要的改革和重組。

四、影響貿易救濟措施選擇的若干因素

 

1.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目的

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目的有三種:保護境內產業、維護自由貿易和維護公平貿易。

貿易救濟措施中最能體現保護境內產業目的的是保障措施,這是因為保障措施針對的是公平貿易,設立保障措施的原因就是為了防止成員因承擔條約義務而使境內產業遭受過度的衝擊。與反傾銷和反補貼針對的是特定成員的特定產品不同,保障措施不針對某個特定成員,而是針對某一特定產品,因此,它的打擊面更大,對境內產業的保護力度也就更大。這也是美國在2002年對鋼鐵產品採取保障措施的原因之一,[43] 儘管美國的行為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美國通過保障措施為其鋼鐵產業調整所贏得了21個月的保護期,並取得明顯效果。[44] 正如布希總統在宣佈取消保障措施的報告中所說的,鋼鐵保障措施已經達到了目的,保障措施的效果由於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削弱,而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終止保障措施[45] 因此,當進口產品在短期內大量增加,並且達到“絕對增長”的幅度時,在以保護境內產業為目的的貿易救濟措施選擇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保障措施。

貿易救濟措施雖然以限制進口方式為之,但其制度之設計,並非以驅逐進口產品為目的。[46] 從某種意義上講,貿易救濟制度的存在,對國際貿易的自由化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歷史上,大多數國家的對外貿易,主要是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下進行的。雖然其間也有國家選擇自由貿易政策,但這種自由貿易政策實施的時間卻十分短暫。英國在十九世紀初廢除了高關稅保護措施。到了十九世紀末,後起的德國和美國經濟實力超過英國,德國產品的大量輸入,使英國工業受到威脅。為了抵制和限制德國產品的進口,英國又轉而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其他國家外貿政策的發展歷史與英國相似,也都按“保護—自由—保護”的模式迴圈。是什麼原因使得原來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在其境內產業受到損害或損害威脅時毅然走向另一極端,選擇貿易保護政策,而不是繼續堅持自由貿易政策?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它們除了採取貿易保護主義以外,別無選擇。這也是關貿總協議的制定者當初把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放在多邊貿易體制框架內的匠心所在。因此,貿易救濟措施對國際貿易自由化起著保障作用,它可以促使自由貿易政策得到健康發展。

貿易救濟措施對公平貿易的維護主要體現在對不公平競爭的規制上。公平貿易的核心是公平競爭,雖然公平競爭這一概念早己為人們所熟悉,但究竟什麼是公平競爭(或正當競爭),在學者的論述乃至成文的法律中,卻大多語焉不詳。[47] 這是因為公平競爭行為難以通過列舉方式加以窮盡,人們也很難準確地說明哪些競爭行為屬於公平競爭。事實上,法律對公平競爭的維護主要是通過對不公平競爭的規制來實現的。在WTO貿易體制內,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就針對的是傾銷和補貼這兩種國際貿易中典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2. 適用不同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本

任何行政措施的實施都是有成本的,貿易救濟措施也不例外。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本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成本,也有間接成本(或稱“機會成本”),前者包括調查取證和措施落實的行政成本,後者主要是指被保護產業的效率下降,以及對相關產業的損害和對消費者的損害。

調查取證是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的必經程式。由於傾銷和補貼屬於不公平貿易,對這兩類貿易行為進行制裁,必須有傾銷或補貼事實的存在,而這些事實往往需要結合出口方提供的資料綜合考慮。調查問卷的發放對象非常廣泛,包括被訴傾銷產品的生產商、出口商、進口商、境內同類產品的生產商。在反補貼案件中還會向出口成員政府發放調查問卷。調查機關收回調查問卷後,將由專業人士對問卷內容進行整理和分析,提出相應的分析報告,作為裁決依據。此外,在最終裁決作出之前,調查機關還應該舉行公開聽證。

由於保障措施的打擊面大,對境內產業的保護力度也大,一旦實施,就會為境內被保護的產業創造一個較為寬鬆的競爭環境,相應地,這些產業也會因競爭的減少而出現效率上的損失。如果實施保障措施的成員為了給受影響成員一定補償,同意在其他領域降低進口關稅或取消其他限制措施,這又會引發這些領域的利益受損。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由於保護力度不如保障措施,被保護產業的效率損失也相應少一些。當然,這種分析並不是絕對的,當境內產業處於產業更新期時,保護力度越大,被保護產業的效率越高。當貿易救濟措施所保護的產業是工業原料或半製成品行業時,由於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關聯性,此產品下游企業必將因為救濟措施的實施而付出更多的成本,從而使競爭力下降;或者由於成員間貿易關係的複雜性,對下游產業的保護可能會導致上游產業的出口減少,這就是貿易救濟措施對相關產業的損害。

一般而言,貿易救濟措施的保護力度越大,對相關產業的損害就越大。如果貿易救濟措施所保護的是最終消費品或以此作為原料為境內生產最終消費品,這些消費品將會因貿易救濟措施的實施而價格上升,從而使消費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價格來維持現有的消費水準,這就是貿易救濟措施對消費者的損害。儘管消費者數量巨大,但由於資訊不對稱,這一成本在適用貿易救濟措施中經常被忽略。[48] 貿易救濟措施與消費者的損害往往成正比,即救濟措施的保護力度越大,對消費者的損害就越大。因此,貿易救濟措施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49] 無論採取哪一種救濟措施,都會付出相應的機會成本。

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本組成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機會成本的認定,需要結合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況才能作出。WTO成員在選擇貿易救濟措施時,應盡可能多考慮對相關產業的損害和對消費者的損害,只有這樣,才不至於使得實施貿易救濟措施導致得不償失的結果。

3.不同救濟措施的效果分析

    反傾銷措施針對的是以傾銷方式進入到採取救濟措施一方的某類產品,救濟方法限於徵收反傾銷稅、收取保證金和獲得價格承諾。採用這些措施儘管能削弱部分進口產品的競爭力,但並不能達到將這些產品完全拒之門外的效果,其作用主要在於為境內產業創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被反傾銷措施所救濟的境內產業依然面臨兩方面的威脅:未被採取反傾銷措施的同類產業的威脅和已經被採取反傾銷措施但仍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同類產業的威脅。

反補貼措施針對的是政府的補貼行為,救濟方法包括臨時措施、承諾和反補貼稅。從反補貼措施的作用範圍可知,反補貼措施與反傾銷措施的救濟效果相似,針對的是某類進口產品,採取的措施也比較柔性,即通過徵收懲罰性的反補貼稅來增加進口產品的成本,以此削弱進口產品的競爭力。該措施對未受補貼的同類進口產品不產生影響,境內產業仍將承受這些產品的進口壓力。已經被課征反補貼稅的產品,由於受徵稅額度和時間的限制,境內相關產業也不能完全擺脫來自這些產品的威脅。此外,補貼來自出口國(地區)政府的財政支援,進口國(地區)的反補貼措施能否撼動這種補貼行為,這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實際問題。在採取此類補救措施時,進口國(地區)政府還需考慮與出口國(地區)政府之間的關係。

保障措施由於針對的是進口增長而非進口產品的來源地,具有非歧視的特點,這也是保障措施與反傾銷措施和反補貼措施的主要區別之一。[50] 保障措施的救濟方法有數量限制和提高關稅兩種形式,而且WTO成員應僅限於防止或補救嚴重損害以及在便於產業調整所必需的限度內實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的特徵和作用範圍決定了該措施是一種剛性的救濟措施,它可以把所有境外同類產品擋在門外,使境內產業在保護期內完全擺脫來自其他成員同類產品的威脅,為境內產業創造一個相對寬鬆的調整時機。數量限制這一措施的剛性特徵自不待言,即使是採用提高關稅的方式來實施保障措施,也與反傾銷稅、反補貼稅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通過提高所有同類進口產品的關稅,使該產品的進口數量下降到必要的水準,從而滿足境內相關產業調整需要;後者只是根據傾銷或補貼事實,徵收不超過傾銷幅度或補貼水準的稅額,其效果僅限於恢復公平貿易,遠遠達不到將所有同類產品拒之門外的程度。

4.適用不同救濟措施的風險分析

    貿易救濟措施的適用是一成員為改變境內產業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而與其他成員的博弈結果,因此,選擇任何救濟措施都會伴隨一定的風險,包括境內其他產業受損的風險、招致報復的風險、被訴至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風險和敗訴的風險。

關貿總協議第二十三條是爭端解決條款,二十三條第2款允許締約方大會在其認為合適的情形下授權一締約方對另一締約方撤回關稅承諾或其他條約義務。保障措施協議延續了這一作法。這種以撤回原定的關稅或非關稅方面的承諾作為報復的理論依據是“利益均衡”原則。[51] 在多邊貿易框架內,WTO成員在取得利益和受到的損失方面要維持大體的平衡,不允許任何成員獲得片面的利益而使其他成員遭受片面的損失。[52] 保障措施的表現形式是提高原先承諾的關稅標準,這種做法打破了多邊貿易體制下原有的平衡關係,為此,保障措施協議第8條(關稅承諾與其他義務水準)規定實施保障措施的成員要與受影響的成員進行磋商。補償的方式通常是由採取保障措施的成員承諾在其他領域降低關稅或取消進口限制。如果這種補償對出口方有實際意義,這意味進口方的這些產業將受到進口產品的衝擊。如果雙方無法就補償方式達成一致意見,受保障措施影響的成員可以採取中止相應的關稅減讓或取消限制的承諾以示報復。可見,在發揮利益均衡作用的同時,中止關稅減讓承諾客觀上制約著WTO成員對保障措施的濫用。當然,中止減讓的權利並不是無限制的,在保障措施是由於進口的絕對增長而引起的且符合保障措施協議要求時,受影響的成員就不得在保障措施實施的前三年行使這樣的權利。[53] 與保障措施協定不同,反傾銷協定和反補貼協定都沒有關於受影響的成員報復權利的規定,因此,WTO成員在適用反傾銷措施和反補貼措施時沒有被受影響成員報復的風險。[54]

圖示1

 

反傾銷措施

反補貼措施

保障措施

採取措施總數

1840

112

70

訴至DSB的案件

60

20

34

占總數比例

3.33%

17.86%

48.57%

資料截至日期:199511日-20051231[55]

採用不同的貿易救濟措施,被訴至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的風險也各不相同。圖示1中的資料顯示適用保障措施被訴的風險最大,達到48.57%;其次是反補貼措施;而反傾銷措施的被訴風險最小,只有3.33%。之所以會出現這麼大的差別,原因有以下幾點:(1)反傾銷措施只調查出口國(地區)的相關產業,而不涉及出口國(地區)政府,政治敏感度較底。而反補貼措施除了要調查相關產業外,還要調查出口國(地區)政府,政治敏感度較高,容易招致被調查國(地區)政府的抵制。[56]2)反傾銷措施一般是針對來自某一成員的部分相關產品,而反補貼措施通常會影響一成員的所有相關產品,其影響範圍明顯大於反傾銷措施,也更容易被出口國(地區)政府關注。(3)與前兩種措施相比,保障措施針對的是公平貿易,使其他成員的正當利益遭受了影響,這自然會引起這些成員的高度關注。同時,保障措施還具有非歧視性和剛性的特點,比前兩種措施影響範圍更廣,程度更深,成員間通過磋商達成妥協的餘地也較小,因此,被訴至爭端解決機構的比例也非常高。

敗訴的風險是指貿易救濟措施被裁定不符合WTO規則後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當評審團或上訴機構認定被訴方採取的救濟措施不符合WTO規則時,[57] 可以建議其調整所採取的措施,並保持與WTO規則相符。評審團和上訴機構還可以就如何實施裁決報告提出自己的建議。[58] 不過,爭端解決機構在提出這些容易讓人理解為“指示”的專門建議時是非常慎重的。[59] 通常情況下,敗訴方調整其貿易救濟措施的方式有以下幾種:降低反傾銷稅、反補貼稅率,取消反傾銷稅、反補貼稅和保障措施。從上述有關分析可知,無論敗訴方採取降低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的方式,還是取消業已採取的其他救濟措施,都不會使境內產業處於比採取貿易救濟措施前更差的環境。

圖示2:援引例外規則的案件在全部審結案件中的比例

 

反傾銷案件

反補貼案件

保障措施案件

審結的案件

28

9

17

援引例外規則的案件

19

8

6

占總數比例

67.86%

88.89%

35.29%

資料截至日期:199511日-20051231[60]

此外,儘管WTO成員原則上有義務立即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建議和裁決,但在實踐中,爭端解決諒解協議第21條中的例外規則經常被援用(如圖表2所示)。可見,即使已經敗訴,敗訴方通過延長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建議和裁決的期限,還可以為境內的產業額外贏得一些喘息的時間。

由於現有的爭端解決機制存在著諸如爭端解決週期長、執行不力、不溯及既往等缺陷, 敗訴對採取貿易救濟措施的成員影響是有限的,在產業調整之前,所採取的救濟措施已經為境內產業贏得了必要的調整時間;在產業調整之後,境內產業也不過是回到與採取救濟措施前相同或更寬鬆的貿易環境之中。

 

五、結 論

 

貿易救濟措施的選擇適用既有理論依據,又有實踐上的需求。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基礎上的新貿易理論充分論證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世貿組織宣導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建立在各成員的關稅承諾和利益平衡基礎之上的。經過關貿總協定期間的前七輪談判,特別是第八輪烏拉圭回合談判,各成員的進出口關稅已經降至較低水準,幾乎起不到限制貿易的作用。WTO成員單純依靠關稅手段已經難以實現對國際貿易的有效干預,必須尋找新的貿易政策工具。

WTO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具有可選擇性,這是貿易救濟措施選擇適用的前提條件。一方面,貿易救濟措施不是相互獨立的,在成案要素上有著很多共同點,無論是保障措施還是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的發起都需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另一方面,不同救濟措施的成案條件並不相互排斥,它們可以同時存在於不同的貿易救濟案件之中。當一個貿易救濟案件中具備兩個以上的貿易救濟措施成案條件時,貿易救濟措施的適用就具有可選擇性。在選擇貿易救濟措施時,主管當局應當考慮四個方面的問題: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目的和不同救濟措施的成本、效果、風險。實施貿易救濟措施的目的通常有保護境內產業、維護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不同貿易救濟措施對上述目的的體現也有所不同,其中保障措施最能體現對境內產業的保護,即便在採取保障措施的一方提供補償的情況下,這種補償要麼對其影響不大,要麼對出口一方意義不大。反傾銷措施更多地反映了對公平貿易的維護,而反補貼措施直接針對政府的干預行為,較多體現了對自由貿易的維護。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在選擇適用貿易救濟措施時,不僅要考慮不同救濟措施的直接成本,更重要的是要詳細考察適用不同救濟措施的機會成本。貿易救濟措施效果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不同貿易救濟措施的作用範圍和強度上,保障措施由於是非歧視的,不具有選擇性,其作用範圍一般會大於反傾銷、反補貼措施;同時,由於保障措施可以採取數量限制等措施,其作用強度一般也大於其他兩種措施。適用貿易救濟措施的風險則指被報復的風險和在爭端解決機制敗訴的風險。由於反傾銷措施協定和反補貼措施協定中並沒有關於報復的規定,也就不存在被報復的風險。就敗訴的風險而言,保障措施的風險最大,其次是反補貼措施。反傾銷措施、反補貼措施和保障措施在上述幾個方面的不同,必將影響到主管當局對其的選擇。

完整的貿易救濟措施選擇機制是一個綜合決策機制,包括選擇的主體、資訊保障和選擇程式等內容。要作出有效的貿易救濟措施選擇,選擇的主體必須是一個統一協調的決策部門,同時需建立一套上下暢通的資訊交流機制,這也是貿易救濟措施選擇的前提。在貿易救濟措施選擇程式方面,首先應對境內產業所受的損害進行確認。確認的內容包括損害的形式和損害的程度,確認的目的是明確在這一案件中有哪些救濟措施可供選擇。在確定了可供選擇的物件後,就要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全面衡量上述四個方面的因素,比較不同救濟措施的利弊得失,最終作出切實可行的貿易救濟措施選擇。

 

本文刊登于Journal of Taiwan WTO Studies》,2007年第7



* 胡加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单衍岭: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1] 根据中国大陆入世时所作的承诺,到2006年,大陆的关税平均水平降至为9.4%。

[2] 参见彼得-托比亚斯·施托尔、弗兰克·朔尔科普夫:《世界贸易制度和世界贸易法》,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翻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3] «世贸组织协议»第十二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包括主权国家和不拥有主权的单独关税区。此外,协议的注解2规定,欧共体作为一个成员加入世贸组织,但是拥有与其成员数相等的投票权。因此,本文在论述世贸组织成员内的相关产业时一概用“境内”,而非“国内”限定之。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第12页和第8页。

[4] 参见蔡春林等:《贸易救济法》,对外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5]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atop_e.htm;访问日期:20061223

[6] 其中30件已经结案。数据来源:http://www.cacs.gov.cn/DefaultWebApp/channel.jsp?chId=20108;访问日期:20061220

[7] 例如,大陆首次采取的保障措施的实践就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下游企业承受较大的压力。参见卢洪雨:《中国钢铁业保障措施的首次使用与效果评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9期。

[8]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徐冬根:WTO规则解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肖又贤: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尚明:反倾销:W TO规则及中外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莫世健:贸易保障措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本: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国华:中国入世第一案,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蒋德恩:“保障措施”的滥用——一种新形式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及其应对策略,《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栾信杰、杨光明:WTO现行贸易报复机制的缺陷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5年第7期;王伟铭: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法律缺陷及完善之我见,《现代财经》,2004年第8期;王传丽:从美日热轧钢反倾销案分析WTO反倾销协定之缺陷,《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9] 规模经济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成本而不是其所在的行业规模。外部规模经济指的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

[10]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被少数人垄断,价格有时并不能真正体现价值。

[11] See Dixit and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te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67, 1977, pp.297-308.

[12] Paul·Krugman,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 from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5, 1981, pp.947-959.

[13] [] 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4] 同上,第2页。

[15] 吕春成:《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6] 如果政府以出口补贴的形式对本国厂商给以支持,出口国与进口国厂商之间的“古诺-纳什均衡”就会演变为出口国厂商成为先行者的“斯塔克博格均衡”,从而使得出口国厂商的产出扩大、利润增加,迫使外国厂商的产出缩减、利润下降,实现使利润由外国厂商向出口国厂商转移的目的,并且所转移的利润大于出口补贴,从而使补贴国的净福利增加。See Brander, J.A., and B. 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8,1985, pp.83-100.

[17] “关税抽取租金”理论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收取的关税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提高本国福利。该理论也被称为“战略性进口政策”。See Brander, J. A., and B.J Spencer., 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4, pp.371-389.

[18] [] 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9] 例如GATT第十二条(对确保支付平衡义务的限制)。

[20] 例如GATT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

[21] 例如GATT第二十一条(安全例外条款)。

[22] 该协议的英文全称是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简称“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56.

[23] 有关对这一机制的评述,参见胡加祥:《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简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4] 许统生:《开放中的贸易保护准则与实证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5] 参见《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简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前注23

[26] 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将反倾销与反补贴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程度。

[27] «反倾销协议»5条第8款。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55.

[28] 世贸组织2003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保障措施的实施有损及世界贸易体制核心价值(包括最惠国待遇)的趋势。参见该报告第19页。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anrep03_e.pdf 访问日期:20061220

[29] 保障措施协议要求损害必须达到“严重”程度,而反倾销协议和反补贴协议只是要求达到“实质性”损害程度。

[30] 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31] “不可预见”增长是GATT第十九规定的,保障措施协议没有相应规定,这导致1998年的韩国奶制品案和阿根廷鞋类案评审团和上诉机构的分歧。最后,上诉机构推翻了评审团的结论 ,认为GATT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议》均是WTO法律不可分割的部分。Korea -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WT/DS98/AB/R, para..64.

[32] 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75.

[33] 在阿根廷鞋类案中,上诉机构的表述为:“…… the increase in imports must have been recent enough, sudden enough, sharp enough, and significant enough,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Argentina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ootwear, Textiles, Apparel and Other Items, WT/DS56/AB/R, para.131.

[34] 至于如何确定显著的增长,反倾销协定并没有规定,在“泰国钢产品案”中,评审团就认为主管当局并没有义务说明增长是否是“显著的”,只需要考虑倾销进口是否有显著增长这一因素即可。See Panel Report on Thailand - Anti-Dumping Duties on Angles, Shapes and Section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and H Beams from Poland, WT/DS122/R, para.161.

[35] 《反倾销协议》第3条第2款。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0-151.

[36] 参见常敏:欧共体反倾销法若干问题研究,«民商法论丛»1卷,梁慧星主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37] 《补贴与反补贴》原先规制的补贴包括“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性补贴”。根据协议第31条规定,世贸组织在该协议生效五年内需要对“不可诉性补贴”条款(协议第89条)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继续适用,但是,世贸组织《多哈宣言》并没有将该条款的修改列入议程,这意味着“不可诉性补贴”事实上已经停止使用。

[38] 不利影响有三种:损害、严重损害、对GATT1994利益的抵消或减损。

[39] 过去,大陆的出口产品主要受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反倾销与保障措施制裁,这是因为许多国家认为反补贴只适用于来自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产品,不适用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产品,因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市场”,无法划清企业财产与政府补贴的界限。目前,虽然欧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已经出现了大陆产品被诉违背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案例,美国最近诉中国大陆“出口退税案”即是一个明证。因此,大陆企业在备战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同时,也应该积极作好反补贴的应诉准备。

[40] 参见《反倾销条例》第37条;《反补贴条例》第57条;《保障措施条例》第36条。

[41] 王新奎:《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42] 同上,第326页。

[43] 对该案的详细评述,参见胡加祥:《对中美钢铁案的几点理性思索-----兼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执行制度》,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4] Jens Pobland, Free Trade vs. Protectionism: What Impact did Section 201 Steel Safeguard Measures have on the US &Global Steel Markets, and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No. 3, pp.235-247.

[45] 参见:美国钢铁保障措施贸易争端的得与失。http://ibdaily.mofcom.gov.cn/show.asp?id=95981 访问日期:20061220

[46] 罗昌发:《美国贸易救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47] 参见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48] 王新奎:《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49] See Forrest Laws, Safeguard petitions a double-edged sword? , southeast farm press, September 21,2005.

[50] 莫世健:《贸易保障措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1] 有关撤回有关关税或非关税方面承诺作为报复的论述, 请参阅Valles, Cherise M. and McGivern, Brendan P.: The Right to Retaliate under the WTO Agreement---The “Sequencing” Problem,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4, No. 2, 2000.

[52] 肖又贤:《WTO保障措施制度理论与争端解决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53] 保障措施协议第8条第3款规定,如果受保障措施影响成员的出口属于“绝对增长”,则该成员在保障措施实施的前三年不得实施报复措施。世贸组织这样安排的目的显然是出于平衡各方利益的考虑,因为进口的“相对增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属于“可预见性增长”(foreseen  developments);而进口的“绝对增长”则是由于降低关税所致,属于“不可预见性增长”(unforeseen developments)。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79.

[54] 毛筠、孙琪主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55]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atop_e.htm;最后访问日期:20061220

[56] 李本:《补贴与反补贴制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57] 将“panel”译成“评审团”的理由,请参阅胡加祥的下列两篇文章: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简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世贸组织专家聘任机制之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8] 争端解决谅解协议》19条第1款。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67-368.

[59] [] 彼得-托比亚斯·施托尔、弗兰克·朔尔科普夫:《世界贸易制度和世界贸易法》,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60]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atop_e.htm;最后访问日期: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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