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 作者]: 胡加祥      [ 发布时间]: 2009-10-27     [ 独著/合著]: 独著     [ 期刊号]: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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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胡加祥[1]

 

 

中文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战争不仅摧毁了当时并不牢固的国际法构架,扭曲了正常的国际关系,也使千百万无辜平民遭受了非人道的迫害。经历了那场血雨腥风的洗礼,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人权不仅可以遏制独裁和专制,这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的人民对人权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人权保护开始由国内转向国际。半个多世纪来,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努力下,人权国际保护已经在制度、组织和司法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认识,同时也使得国际人权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家义务

 

 

前言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第6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战争不仅摧毁了当时并不牢固的国际法构架,扭曲了正常的国际关系,也使千百万无辜平民遭受了非人道的迫害。经历了那场血雨腥风的洗礼,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开始考虑如何构建战后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人格的尊严,以免类似悲剧重演。1941814,美英两国元首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希望在纳粹暴政消灭之后,在世界上确立“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的人权原则。与此同时,普通百姓也在思考如何更加珍惜人的生命和价值,更加理解民主的精神和法治的理念对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的人民对人权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人权保护开始由国内转向国际。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对当代人权运动的影响时,就不难发现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无不都与这些认识有关。

 

人权观的历史性

 

维护人权的主张,最早产生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思想。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专章论述了“人的普遍权利”。他主张个人有权拒绝参加非正义的战争,并倡导公民有迁徙权、经济自由权和为转移部分领土而进行投票的权利。人权作为一项道德原则被普遍接受,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提倡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人们开始对人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艺复新标志着人们的思想冲破封建主义和神权的束缚,从盲目信仰到理性思考的转变,它对人权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伴随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人权进入到权利化法律化的时代。斯宾诺莎在《神权政治论》中明确提出“天赋人权”的概念,认为这种天赋人权就是自然权利。[2]而“天赋人权”理论的系统化得力于以英国人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洛克既反对君权神授理论,也不同意霍布斯的君主专制论,他的全部政治法律思想富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色彩。洛克是坚定的自然法理论的倡导者,他的自然法理论的特点在于把自然状态、自然法同资产阶级的理想和利益联系起来,发展了人的“自然权利”理论学说。他把自然权利的具体内容概括为:1、平等权;2、自由权;3、生存权;4、财产权。他特别强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生存权同样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权的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以及美国的潘恩和杰弗逊等人权的崇信者,都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并开始进行人权的规范化和法律化工作。[3]

然而,人权由国内进入到国际保护则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倡导和主持下,一大批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宣言、宪章、公约、协议等先后被制定。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由数十部国际人权法条约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和国际法的其它领域一样,国际人权法主要的渊源也是条约和习惯”,[4]国际人权法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部门。

人权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释。早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权是每个公民“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被马克思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把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列为被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将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列为“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概念明显受了自然法理论的影响,把人权视为单纯的个人权利,限制了权利主体的范围,忽略了与权利相对应的法律义务和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时应顾及的历史、文化、习惯、道德、传统等条件。[5]因此,一些人权法学者将此划分为第一代人权观。

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国际社会出现了主张包括就业权、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观。第二代人权观除了强调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还突出了人的生存权利。第三代人权观出现于二战后的反殖民化运动中,其内容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平权、继承人类共同遗产权等[6],它反映了二战以后人们开始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平等的理念。三代人权观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折射出的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不同的传统理念,反映了人权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三、国际人权运动的助推器:《世界人权宣言》

 

人权的倡导者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平等的权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英国《大宪章》的制定到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从十九世纪美洲大陆兴起的废除奴隶制运动到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从二战后的反殖民化运动到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消除贫困,缩短贫富差距,这一切都说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求生存、立人格、争平等的历史。可见人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靠权利主体自己的奋斗争取来的。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留给世人的警示之一就是:要消除独裁与专制,捍卫人类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19481210,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便是这种努力的具体结果。《宣言》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的权利的基本理念,它既是当代人类的普遍价值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基本准则。《宣言》的制定遏制了一些国家以人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为理由拒绝接受人权保护的基本标准,标志着人权保护从此由国内转向国际。

制定《宣言》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促使世界各国对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并深刻地认识到尊重和保护人权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南京犯下的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激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慨。为了制止这种暴行,一场反法西斯和保卫人格的斗争应运而生,维护人权成为战胜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重要目标。这种斗争使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

第二,《联合国宪章》虽然“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将“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并规定为实现这一宗旨,会员国负有与联合国合作的义务。但是,宪章对什么是“人权及基本自由”这一基本概念没有具体阐明,故而使得会员国所负的相应义务也变得非常笼统和抽象,[7]因此,有必要对人权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和完善。

《宣言》首次以普遍性国际文件的形式对《联合国宪章》提到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述,其目的是确定一种“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那么,《宣言》序言中提到的“共同标准”是什么呢?我国学者李步云和王修经对此这样解释:“这种‘共同标准’是人权的共性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基本表现,它的基础是全人类在人权领域存在着的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全人类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共同的道德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这种共同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公约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人权文书里,体现在国际人权公约的许多具体规范中。”[8]赵建文教授也指出:“《宣言》提出的人权‘共同标准’,不是基于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基于人类的共同属性,不是基于各国的不同利益和需要,而是基于人类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和需要”。[9]

《宣言》包括序言和30个条文。第1和第2条是有关人权保护的原则性规定。第3至第21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的自由;不得遭受酷刑和其它不人道待遇或刑罚的自由;被承认为法律上的主体并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司法救济的权利;不得遭受任意逮捕、拘禁和放逐的自由;受法庭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刑事被告在未经证实有罪之前享有被视为无罪的权利,以及不受诉及既往的刑事追诉的权利;个人隐私及荣誉和名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迁徙自由;国籍权利;婚姻自由;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集社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这些权利内容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体现了反对独裁专制,追求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基本理念,

《宣言》在沿袭西方国家传统的人权概念后,还吸收了国际人权运动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主张和观点,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第22条至第27条规定的权利包括社会保障权、同工同酬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这是对传统人权概念的突破。这些内容的制定为后来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文件奠定了基础。然而,要实现《宣言》所确立的目标,这不仅需要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各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正如《宣言》序言中所提倡的“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本身及在其管辖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宣言》作为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份关于人权的纲领性文件,对国际人权运动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在联合国有关人权的文件和地区性的人权公约中,《宣言》被广泛援引。[10]国际法院的一些判例和咨询意见也提到《宣言》。[11]因此,《宣言》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与《联合国宪章》之间的关系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12]从内容上看,《宣言》是对《联合国宪章》中保障人权精神的具体阐释,但《宣言》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式通过的,它不像《联合国宪章》对其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宣言》所确立的是“普遍最低道德标准要求予以尊重的权利”或称“普遍的道德权利”。[13]这种普遍性与人权的特殊性并不矛盾。人权的概念从出现到发展至今是一个不断被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宣言》承认人权应当“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29),各国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会因国情不同而不同。《宣言》允许“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22)。这些规定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待人权的认识不仅存在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也存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

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迅速发展,《宣言》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人们对它的评价已经超出它作为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范畴。《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约翰•汉弗雷十多年前就曾作出这样的结论:“与起草者的意图相反,《宣言》的规定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因此对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没有投赞成票的国家,都有拘束力”。[14]《宣言》是否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这需要根据习惯法的形成标准,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习惯国际法作为国际法院援引的国际法渊源之一,但是,该规约没有对什么是“习惯国际法”作出解释。白桂梅教授认为习惯国际法的构成包括客观要素(国家的反复实践)和主观要素(把这种实践接受为法律的信念),两者缺一不可。[15]尽管《宣言》激励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宪法中作出相关规定,促使欧洲、美洲和非洲地区人权公约或宪章的出台,但各国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和外延的界定还存在很大差别,[16]就像万鄂湘教授所指出的,《宣言》目前对许多国家还只是停留在“物质因素”阶段,缺乏“心理因素”的惯例。[17]因此,说《宣言》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对世界人权运动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四、人权保护:从国内走向国际

 

在《宣言》和其它国际人权条约的影响下,人权保护已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应尽的义务。从人权的价值取向角度看,国际人权法的重心和目的在于保护和实现个人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最终还有赖于权利人所在国家对于人权的认识和制度的建设。没有国家的配合,人权也就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因此,保护人权,实现《联合国宪章》和《宣言》所确立的目标的义务承担者主要是国家。

国家义务包括特殊的义务和普遍的义务。特殊义务是指人权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手段保证人权国际条约的内容在该国得到贯彻执行,不履行这些义务将招致条约规定的相应制裁。这种义务对条约的非缔约方不适用。普遍性义务是指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必须遵守《宣言》所确立的保护人权的基本准则,实现《宣言》序言所期望的“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为此,19685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德黑兰宣言》除了重申《宣言》所确立的原则和信念外,在第2条中规定“《世界人权宣言》……构成国际社会各成员的义务”;第3条还特别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各区域政府间组织主持下所通过的人权方面其他公约及宣言已订立新标准,创设新义务,各国家均应遵守”。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一次强调:“保护和促进人权是各国政府的义务和首要责任”,并敦促所有国家批准人权条约,鼓励他们尽可能地避免对这些条约提出保留。

将人权保护规定为是一项国家义务,这是人权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国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认人权的义务。人权作为道德权利是独立于国家和国家的法律存在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拥有人权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但享有人权必须依靠法律。法律权利是享有人权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所有人权必须被转化为法律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个权利人之中。但在另一方面,法律权利不是人权的充分条件,即人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法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权威只能承认或不承认人权为法律权利,而不能创造或消灭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权本身。[18]

第二,尊重人权的义务。尊重人权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上,还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上。国家需要以法律形式保证个人的宗教信仰、言论自由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基本权利得以实现。而这些权利需要以国家“不作为”的消极义务形式来实现,即国家不干涉权利人行使这些权利,同时也要制止和处罚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

第三,保障和促进人权的义务。人权的内容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具体讲,个人的某些权利的实现是以国家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如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因此,国家在这方面承担的是积极的“作为”义务。

保护人权是一项国家义务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以人权是内政为由,逃避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肆意地在本国侵犯人权。人权国际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敦促世界各国重视人权,同时还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形成强大的国际威慑力。国际人权运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在制度组织和司法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目前,已通过的人权保护国际条约和联大决议达九十多份,[19] 涉及下列众多领域:(1)联合国宪章及会员国权利义务;(2)国际人权宪章;(3)防止基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歧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4)妇女人权保护;(5)制止奴役及类似的侵犯人权行为;(6)囚犯及被扣留人员之权利;(7)保护人民免遭折磨、虐待和非法拘禁;(8)行政权执行中的人权保护问题;(9)青少年犯罪的人权保护问题;(10)儿童人权;(11)集社及组织工会自由;(12)工作权及强迫劳动问题;(13)婚姻;(14)教育;(15)经济权利,隐私权及享受和平生活的权利;(16)发展权;(17)残疾人人权;(18)享受信息自由权;(19)难民人权,迁徙权;(20)国籍问题,外国人权利;(21)惩治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23避免武装冲突;(21)防止恐怖主义与保护人权。[20]

在组织机构方面,除了联合国系统内的人权机构,[21] 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对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组织包括:(1)国际人权联合会;(2)国际人权联盟;(3)国际人权学会;(4)人权倡导者国际;(5)人权观察;(6)妇女国际情报通讯服务会;(7)联合国国际青年和学生运动;(8)第三世界反对剥削妇女运动;(9)少数群体权利小组;(10)拯救儿童联盟;(11)保护人权反奴役协会;(12)犹太人组织协商理事会;(13)人权网络;(14)人权情报文献系统;(15)人权倡导者;(16)亚洲人民团结组织;(17)亚洲地区人权理事会;(18)亚洲人权组织联盟;(19)非洲人权研究协会;(20)中美洲保护人权委员会;(21)艾伯塔人权委员会。[22]

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结束时,战胜国就组成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称战争犯)在二战中所犯罪行进行审判。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这样的法庭在广泛的国际性上以及法律原则的公平性上有失公允,[23]但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毕竟是现代世界史上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刑事审判的开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是一部在国际司法中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文件,它首次明确规定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中的罪行;犯有此等罪行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不得享受国家豁免权的保护,必须为此承担个人责任,这突破了传统国际法有关“国际责任”的概念。

1998616718,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外交全权代表会议在罗马举行,会议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简称《罗马规约》)。规约决定设立永久性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罗马规约》批准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有关战争罪行的案件。200271,国际刑事法院在荷兰海牙正式成立。[24] 按规定,《罗马规约》生效以后,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发生在缔约国内有组织暴力中所涉及到的灭绝种族罪、反人权罪和战争罪提起诉讼并进行审判。[25] 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避免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罪行追溯和审理过程中有关地域和时间限制问题的出现。

《罗马规约》第一次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概念作出界定,并明确规定个人应负的刑事责任,[26] 这是当年《联合国宪章》制定者欲免遭“惨不堪言”战祸之努力的延续。规约规定缔约方制定国内法不能违背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准则,对国内司法审查中的人权保护也有具体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得以维持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人权事业进步在国际司法上的体现,有些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二战以后仅次于联合国成立的一个具有世纪意义的重大事件。[27] 它对国际法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五、启示

   

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概念被提出来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经被人怀疑和诋毁过,保护人权的运动也经常遭到压制和打击。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保护人权的呼声之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出现,是由于西方对他们之间的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罪恶深恶痛绝”。[28]人们从这些历史悲剧中醒悟到保护人权不仅可以遏制独裁和专制,这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人权保护有了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基本标准,人权保护也开始由国内转向国际。因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认识,同时也使得国际人权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本文刊登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5



[1] 胡加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世界贸易组织法。

[2] 斯宾诺莎在该书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我既已注意到神所显示的天意赋予每个人以自由,我进而证明自由权可以,并且应当,交给国家与行政当局而无危险。否则,和平就要受到威胁,社会也蒙其害。”斯宾诺莎:《神权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16页。

[3] 参见胡仁智:《人权的历史性与法律性探讨》,《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3-4页。

[4] 孙世彦:国际人权条约的形成分析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5] 参见万鄂湘:《国际人权法论评》,载《国际法问题专论》,邵沙平、余敏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6] 参见周忠海,谢海霞: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第164页。

[7] 参见万鄂湘,彭锡华: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世界人权宣言〉》,《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第1-2页。

[8] 李步云,王修经: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20页。

[9] 赵建文:国际人权法的基石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94页。

[10] 例如:根据19661216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50年签订的《欧洲人权公约》;1969年签订的《美洲人权公约》。

[11] 例如:国际法院于1993年作出裁决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有关适用《避免与惩罚屠杀罪公约》”案(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Bosnia and Herzegovina v.Serbia and Montenegro));国际法院于1998年就“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中关于法律程序豁免区别”(Difference relating to immunity from legal process of a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案作出的咨询意见。

[12] 参见白桂梅:《〈世界人权宣言〉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13] 参见(英)A.J.M.米尔恩:《人权哲学》,王先恒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宋惠昌:《现代人权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14] John Humphrey: No Distant Millennium: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UNESCO, 1989, p.155

[15] 白桂梅:《〈世界人权宣言〉在国际人权法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第48页。

[16]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要求对《宣言》进行广泛研究,以便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修正案。参见:“东盟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严重对立:外电评述东盟与对话国会议闭幕”,参考消息,1997731,第1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对《宣言》的第21条第3(关于选举政府的问题)能否作为各国的共同标准提出质疑。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选编的《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17]参见万鄂湘:《国际人权法论评》,载《国际法问题专论》,邵沙平、余敏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18] 参见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93页。

[19] 这些数字不包括各类地区性组织制定的有关人权保护的条约和决议。

[20] 以上信息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权图书馆。参见 http://wwwl.umn.edu/humanrts/chinese/CHainstls1.htm

[21] 联合国系统内的人权机构包括:(1)人权委员会;(2)联合国人权中心;(3)人权事务委员会;(4)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5)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6)联合国儿童基金会;(7)儿童权利委员会。

[22] 以上信息来自中国人权研究会。参见 http://www.humanrights.cn/china/rqzz/menu.htm

[23]纽伦堡和远东两个军事法庭根据伦敦协定》、两个法庭的章程及有关国际法规则,于1945-1948年,分别对德国和日本两国战争罪犯进行了国际审判。当时出席纽伦堡法庭审判的英国政府法律顾问劳特派特呼吁要适用普遍意义上的国际法,而不是战胜国制定的国际法。参见Martti Koskenniemi: Lautepacht: The Victor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1997, p.244

[24] 截至200271,已有139个国家签署了《罗马规约》,其中67个国家正式批准加入该规约。

[25] 参见《罗马规约》第十一条。

[26] 参见《罗马规约》第六、七、八、二十五、二十八条。

[27] 贺文萍:国际审判在行动《世界知识》,2003年第21期。

[28] (英)R.J.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迪等译,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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