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争端的兴起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 作者]: 胡加祥      [ 发布时间]: 2009-10-27     [ 独著/合著]: 独著     [ 期刊号]: 《京师法律评论》2009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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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争端的兴起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兼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胡加祥*

 

摘要:出口退税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杠杆,一直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但是,由于各国出口退税的税基不同,出口退税也时常被认为是一种变相补贴。长期以来,由于许多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涉及的贸易纠纷中几乎没有反补贴制裁。2007年,美国首次对源自中国的铜版纸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同年,美国和墨西哥还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退税政策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上述案件的发生标志以出口退税为引线,中国遭受反补贴制裁的时代已经到来。如何尽快熟悉世贸组织的反补贴规则,及时修订我国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出口退税  GATT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一、引言

 

20061121,应美国新页公司的申请,美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涂布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是美国首次对中国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200722,美国政府以中国政府对国内某些产业提供不当补贴为由,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这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之间争议范围最广的贸易纠纷,涉及钢铁、木材、纸业、信息技术产品、服装等行业。216,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宣布以第三方身份正式参与中美之间有关补贴争端的磋商程序,并列举涉及该争端的重要贸易利益。226,墨西哥针对中国的补贴政策也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解决磋商请求。330,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公司适用反补贴法,并对美国造纸行业的进口保护请求予以考虑,此举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不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措施的政策,用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的话来说,“此举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1]

 

二、反补贴制度的适用与补贴的基本特征

 

通过国内法对获得补贴的进口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的做法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1897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补贴法。然而,国际社会有关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的确立则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第十五条规定:“任何缔约方如果给予或维持任何补贴,包括任何形式的收入和价格支持,而这种支持又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增加本缔约方的出口或限制其他缔约方对自己的进口,该缔约方应将这项补贴的性质和范围、补贴对进出口数量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采用补贴措施的必要性,用书面形式通知缔约方大会。如果补贴导致或威胁损害另一缔约方利益,给予补贴的缔约方在接到请求以后,应该与有关缔约方讨论限制补贴的可能性。”[2]上述规定表明,关贸总协定并没有禁止缔约方使用补贴,只是要求各缔约方将补贴的有关事项通知缔约方大会。即使一缔约方的补贴给另一缔约方造成了严重损害,实施补贴的缔约方也只是负有与有关缔约方进行磋商的义务。

关贸总协定对补贴问题规定得如此笼统,其主要原因在于关贸总协定只是当时拟定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宪章性文件---哈瓦那宪章的第二章,它的法律地位相当于“总则”性规定,更多具体的规定则是分散在哈瓦那宪章的其它各个章节。由于成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胎死腹中,[3] GATT第十五条以及第六条事实上充当了关贸总协定期间有关反补贴的基本法律规定。然而,法律规定的不足并没有影响反补贴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关贸总协定受理解决的91起贸易争端中,涉及补贴与反补贴的案件就有21起,[4] 这些争端解决的实践完善了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反补贴制度。

乌拉圭回合谈判总结了关贸总协定期间反补贴争端解决的实践,特别是借鉴了东京回合制定的《反补贴守则》,制定了世贸组织现行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下简称“反补贴协议”)。反补贴协议的最大贡献是将国际贸易中盛行的各类补贴归类为“禁止性补贴”、“可诉性补贴”和“不可诉性补贴”。反补贴协议第31条规定,有关“不可诉性补贴”的第8条和第9条规定在世贸组织成立五年后由各成员讨论决定是否继续适用。鉴于大家对此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目前,在世贸组织的实践中,涉及补贴的案件主要是指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

反补贴协议对禁止性补贴采用“列举式”规定,将下列两种补贴予以明确禁止:(1)出口补贴;[5]2)购买本国产品补贴。对于“可诉性补贴”,反补贴协议采用“积极规定”(positive rules)和“消极规定”(negative rules)相结合的方法。“积极规定”是指各成员原则上可以使用反补贴协议第1条所指的这些补贴;所谓“消极规定”是指如果使用补贴后出现了反补贴协议第5条和第6条所列的情形,受影响的成员就可以对此提起申诉。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补贴都一概被禁止,世贸组织所禁止是那些针对某些特定对象和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政府补贴,这些补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种政府行为。同样是一种无偿给付的行为,对于企业或个人来说是赠与,对于政府而言就可能是一种补贴。因此,反补贴协议针对的补贴,其行为主体是特定的,即只能是政府。

第二,这是一种财政行为。补贴不同于政府给予的精神奖励,如授予某种荣誉称号。补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财政支持,这种支持既可能使受益人的财富得到增加,也可能让受益人的债务获得减免。

第三,补贴应具有专项性。政府出于公共福利政策考虑,有时会对境内企业和产品实行普遍优惠,这种优惠不针对特定企业或产品,特别是在国民待遇原则条件下,这种优惠措施的适用不分本国企业、产品与外国企业、产品。因此,不具有专项性的补贴不是反补贴协议所要规制的对象。

 

三、反补贴实践与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世贸组织追求的目标是全球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内涵要求资源的配置主要是依靠市场,而非政府计划来实现。[6] 因此,反补贴协议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有关成员境内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世界上有美国式市场经济,英国式市场经济,北欧式市场经济和日本式市场经济等多种模式,但是上述各国大抵都遵循这样一条定律:让市场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政府只充当一名消极的仲裁者和尽责的守夜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得到根本改变,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和九三年修宪已经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7] 这也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寻求“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依据。然而,制度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不少世贸组织成员出于本国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至今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截至20082月,只有77个世贸组织成员正式承认中国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8] 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仍然视中国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至今的五年多时间里遭遇的反倾销制裁远远超过反补贴制裁的主要原因。[9] 因此,近期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不仅涉及两国的经济利益,它还向人们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尽管美欧等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在争端解决实践中,他们已经把中国纳入到反补贴的视野之中。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所说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新的贸易纠正手段的时候了,反补贴法就是其中一个手段。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数年前的中国了。”[10]

美欧等国提出的申诉理由和依据主要集中在我国出口商品的退税、人民币汇率,以及政府为吸引外资所执行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内外资企业税有差别)[11] 人民币汇率涉及我国的货币政策,这需要由我国政府根据本国的经济现状以及各方面因素予以综合考虑以后确定;而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将随着200811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施行而被逐渐取消,[12] 因此,近期涉及中国的贸易纠纷,主要是针对出口补贴制度,具体讲,主要关乎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出口退税作为一种补偿制度,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当时的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于1950130颁布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对于出口产品未作退税规定,而是按一般国内产品照章纳税。随着经济情势逐步好转,国家于1950年年底修订了《货物税暂行条例》。条例第十条规定,已税货物输往国外,经公告准予退税者,得由出口商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货物税税款。[13]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绝大比重,特别是进出口业务基本上由国营外贸企业垄断经营,因此,税收的工作对象、工作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税收与企业的关系已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分配关系。由于国营外贸企业的出口盈亏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而我国当时的出口贸易是盈利的,退税与否只是涉及财政内部的税利转移问题。为简化征退手续,国家决定对国营外贸企业的出口产品不再退税。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为体现国家对其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其出口产品也不再实行退税。只是在少数企业出口亏损较大的情况下,经过批准,才可采取产品生产环节减免税的办法予以适当照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由过去的出口盈利转为出口严重亏损。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外贸部请示国务院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以补贴出口亏损,帮助外贸渡过暂时难关。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与外贸部协商后决定对出口产品按照出口金额8%的综合退税率计算应退税额,由财政部统一退付给外贸部。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1973年以后,我国开始全面试行工商税,对进口产品不征税,对出口产品也不减免税或退税。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给以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贸体制发生很大变化,进出口贸易不再由中央外贸企业独家经营,与此同时,国家改革进出口贸易由中央财政统负盈亏的财政体制,要求外贸企业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面对这种情况,若继续实行进口不征税、出口不减税的政策,则进口获利过多,导致进口失控,出口亏损过大,影响出口创汇。有鉴于此,国务院于1980年批转了财政部《关于进出口商品征免工商税的规定》,决定对国内企业和单位进口的产品予以征税;出口产品则根据产品的出口换汇成本的高低,视其亏损程度,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酌情给予减免税。[14]

1985-1994年,我国进行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是将外贸总公司与分支公司脱钩,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统一外汇分成比例,取消对外贸企业的出口补贴。对于部分制造条件较好、库存积压较多的产品,国家实行进口征税、出口退税的奖励政策。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1985年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对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简称“国务院43号文件”)。国务院43号文件标志着我国进出口税收制度的正式形成。

纵观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沿革,我们不难发现其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政策性较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口退税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与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有关。第二,补贴性质较为明显。几次出台出口退税制度都具有明显的补贴功能,出口退税在一定时期甚至成为弥补企业亏损的重要手段。虽然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较以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是否与目前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特别是这一制度是否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制度相符,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问题。

 

四、出口退税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各国税制的差异

 

出口货物退(免)税是指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在国内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按税法规定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或免征应纳税款。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制度之所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国际贸易中,各国的税制不同使得货物的含税成本相差很大,从而导致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公平竞争,因此,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制度有助于提高货物的竞争力。

第二,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对本国境内所有商品(包括进口商品)征税是一国主权的体现,这种权力包括征税权的行使和征税权的放弃。出口国对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可以有效避免国际双重征税。

第三,出口退税退还的主要是产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依据税法理论,消费税和增值税属于间接税,而间接税通常被称为“转嫁税”,[15] 虽是对生产和流通企业征收,但税额实际上由消费者负担,是对消费行为进行征收;而出口货物并未在国内消费,因此,应将出口货物在生产流通环节缴纳的税款退还。

最早涉及出口退税的国际协定是GATT1947。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4款规定,“任何缔约方的产品进入另一缔约方后,不能因为其被免征或返还相同产品在出口国境内消费时所缴纳的税费,而被课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16] 这里所说的“出口国境内消费时所缴纳的税费”是指货物应纳的间接税。间接税的多寡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商品流通规模较小,市场竞争的程度也较弱,间接税的大量征收不会对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相反,间接税税负易于转嫁的特点,还可以刺激对外出口。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民收入相对较低,所得税税源不足,间接税普遍、及时、可靠的特点能够有效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此外,发展中国家由于税收管理水平较低,间接税简便易行的特点有利于税收的征收。

与间接税不同,直接税是纳税人不能或不便于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纳税人不仅在表面上有纳税义务,而且实际上也是税收承担者,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直接税以归属于私人(为私人占有或所有)的所得和财产为课税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直接税有以下几个特点:(1)纳税人不容易转嫁其税负。(2)税率可以采用累进结构,根据所得和财产的多少决定负担水平,使税收收入较有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动平抑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3)所得税的计征可以根据纳税人本人及家庭生活状况予以适当扣除,使得纳税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目前,各种直接税,特别是所得税,不仅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这些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税收来源和税收征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各国对于出口退税制度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也就在所难免了。目前,我国与其它世贸组织成员就出口退税问题发生摩擦的症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偏低。虽然我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是我国出口产品的绝大部分都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小,如不采取出口退税等措施予以扶持,很多企业将难以为继。相比之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口的多以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大,并不需要依靠出口退税来维持生存。

第二,出口退税制度的导向有问题。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明显带有“进口替代”的政策导向。例如,目前被国家列名的钢铁企业销售“以产顶进”的产品,其在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有出口退税的诱惑,企业还是大量出口,结果造成境内产品供应紧张,境外贸易纠纷频发这样的被动局面。此次中国与美国、墨西哥等国的钢铁贸易摩擦,其症结也在于此。

第三,国内外税率不统一,导致我国的出口退税被视为变相补贴。税收征管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范畴,因此,各国制定的税目、税率以及征税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发达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依赖直接税,而增值税和消费税之类的间接税所占的比例则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国民财富增加、税源充足,同时也体现了这些国家鼓励消费的政策导向。因此,同样是以间接税为基础的出口退税,发达国家退还的幅度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低,而这之间的差额往往被一些国家视为出口补贴。

此外,出口退税随着我国外贸急速增长而日益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从2004年开始,出口退税资金以年均1000亿元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出口退税的资金高达4300亿元,这部分支出已经占到中央财政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17] 因此,改革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五、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与反补贴争端的应对

 

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涉及众多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企业的生存则维系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因此,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必须与其它经济改革措施相配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国20069月调整前的退税率因出口货物的不同分为17%、13%、11%、8%和5%五个档次。调整以后的退税率有升有降,结构性调整的意图明显:纺织品、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退税率降低,而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和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行业的退税率提高。针对能源需求旺盛而资源相对不足,我国取消煤炭、天然气等能源行业的出口退税,降低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这些措施对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看,我国目前的出口退税幅度还是偏高,主要原因是出口退税依据的产品增值税是我国目前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增值税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税收比例中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因此,同样是以增值税作为出口退税的税基,我国的增值税增收比例较高,相应地,出口退税的幅度也比其它国家要高一些。因此,出口退税改革与我国的整体税制改革密切相关,特别是适当减少增值税等间接税在财政税收中的份额,增加直接税在财政税收中的份额,这是降低出口退税幅度,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

第二,明确出口退税的责任主体,减轻地方财政压力。2004年实行的出口退税改革提出“超基数分担制”,基数是根据2003年实退金额来确定的,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承担一定比例的出口退税,[18] 这种分摊做法不太合理。目前,我国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归中央独享,国内环节的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成。地方分享到的增值税占了地方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减少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是各国税制改革的趋势,因此,地方财政负担出口退税的能力与能够分享到多少增值税密切相关。此外,出口企业往往分布全国各地,并形成跨地区的产业集团,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由中央政府负担所有出口退税比较适宜。至于中央政府由此可能面临的财政困难,可以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对国内增值税的分享比例来解决。[19]

第三,为了维护出口企业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让出口退税制度得以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建立有保障的退税制度,不仅要有针对纳税主体的滞纳金规定,还要有针对退税主体的滞退金规定,保证企业及时得到退税款。此外,加强对出口退税的信息化管理,实现税务、海关、银行信息共享,提高出口退税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面对日益增多的反补贴纠纷,除了改革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我国还应该结合反补贴协议的有关规定,对各种补贴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而言,应该做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第一,调整、取消众多的企业和产品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措施过多,而且大多具有“专向性”特点。例如,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第二十八条第2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规定容易被人们指责为禁止性补贴。其实,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研究开发环节的优惠远比生产环节的优惠有效得多,而且又属于“绿色补贴”。各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新兴企业都提供税收优惠,但一般是通过对小型企业而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方式来实现的,这样可以避免与补贴的专项性限制原则相抵触。我国可以对现有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以改革,将优惠范围逐步扩大到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所有小型创业企业,既不以园区内外为限,也不以技术含量为界,使其成为行业普遍化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制定专门法律,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进行规制。我国虽然已制定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该条例主要涉及对其它国家受补贴产品出口到我国进行限制,对我国的出口补贴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这种立法缺陷容易受人诟病。目前,受地方利益和政绩观的趋动,各级地方政府都以种种优惠措施鼓励出口,包括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由政府担保的贷款、所得税减免和返还、土地使用费的减免、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价格向企业提供产品。这些地方优惠措施不仅使国家利益受损,也容易招致更多的贸易纠纷。

第三,学会规则,积极应诉。长期以来,由于许多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涉及的贸易纠纷中几乎没有反补贴制裁,[20] 因此,许多人都习惯于研究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救济制度,对于反补贴领域则相对生疏。虽然从目前的情形看,美欧等国不会很快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1] 但这并不意味别人不会对我们提起反补贴申诉,最近的一连串贸易纠纷就是这方面的佐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成立至今,共受理了378起贸易纠纷。美国在这些争端解决中,作为申诉方参与了90起,作为被诉方参与了99起,另外,美国还作为第三方参与了一些其它成员之间的贸易纠纷解决。[22] 通过积极参与制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议和多次启用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已造就了一大批谙熟世贸组织规则、精通争端解决机制的人才。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入世以后,涉及的争端解决案件共13起,其中作为申诉方参与的只有两起,[23] 其余都是作为作为被诉方参与其中的。[24] 我们在希望通过协商方式解决纠纷的同时,也必须作好应诉的各种准备。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已开始与其它世贸组织成员用同样的游戏规则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同台竞技,我们只有熟悉这些规则,善于运用这些规则,才能在这场实力与智慧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附:英文标题与摘要

The Rise of Countervailing Disputes and Our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HU Jiaxiang

Abstract Tax refund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many WTO Members.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bases estimated for taxes, tax refund is oft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ubsidies which are prohibited by the WTO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China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non-market-economy country, which means that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re not available to it. The recent disputes, which involv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gard of China’s tax refund policies, demonstrate that China has encountered those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How to familiarize us with the WTO countervailing rules and conform our domestic policies to those rules? These are the urgent questions we need to deal with.

Key words tax refund, GATT, SCM Agreement

 

 

本文刊登在《京师法律评论》2009年第2



* 胡加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1] 参见200742《财经》杂志网络版:美决定向中国铜版纸出口征收反补贴税。

http://blog.21wenju.com/viewnews_1917.html (访问日期:2008719

[2] 参见世贸组织法律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31.

[3] 有关哈瓦那宪章、国际贸易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的背景介绍,请参见HU Jiaxiang, WTO and It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One.

[4] 资料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gt47ds_e.htm (访问日期:2008712

[5] 反补贴协议的附件1对于禁止的补贴形式予以明确列举。参见世贸组织法律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5-267.

[6] 参见The Hutchinson Encyclopedia, Helicon Publishing, 1997, p.675.

[7]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宪法第十五条。

[8] 参见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8228):已有77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http://www.zjol.com.cn/05china/system/2008/02/28/009253136.shtml (访问日期:2008719)

[9] 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的早期文本曾明确规定,在补贴可被合理认定和计算的情况下,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该条款后来被删除了。因此,从法律层面看,它是否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是不明确的。在1984年的碳钢条反补贴案中,美国商务部认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中无法认定“补贴”:因为(1)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市场,寻找“市场程序”的扭曲和破坏是没有意义的;(2)非市场经济政府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者。企业购买生产要素或销售产品的行为虽然也以一定的价格表现,但根本不反映,而且也无法反映实际成本。生产商在得到补贴的同时,其原材料供应商也得到了补贴,更上一级的供应商也会得到补贴。在此情况下,量化其中某种补贴并征收反补贴税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补贴相对于大量的经济活动而言则是例外情况,而且受补贴企业相对于给予补贴的政府也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市场经济的补贴是可计量的,征收反补贴税也是有意义的。美国商务部的这一解释一直被以后的司法实践所采纳。

[10] 参见第一页注解1

[11] 参见2007322的第一财经日报:中美墨贸易磋商可能加速钢材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12] 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所的税率为25%,不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13] 当时实行的出口退税并不是针对全部出口产品,而只是对部分无利可图的出口产品实行退税。这部分准予退税的产品目录由当时的财政部会同贸易部审定,由中央税务局公告。退税产品根据出口亏损的程度不同,分以下三种方法处理:(1)退还全部税款,如鞭炮、焚化品、罐头、搪瓷、玻璃制品等;(2)退还一半税款,如化妆品、香皂、牙膏、暖水瓶等;(3)退还原料全部税款,如纸花、毛织品、丝绸等。

[14] 由于这一规定只是对工贸公司和其它非外贸企业适用,对中央外贸企业并不适用,而当时中央外贸企业经营的进出口产品占我国进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因此,这个规定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进出口制度不合理的状况。

[15] 间接税的纳税人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缴纳的税款添加于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或用其他方式转嫁给别人,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目前,世界各国多以关税、消费税、销售税、货物税、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作为间接税。

[16] 参见世贸组织法律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31.

[17] 参见200742的中国证券报:三大诱因促使出口退税调整。

[18] 中央和地方最初按照7525的比例来负担。由于很多地方财政无能为力,为了避免产生新的欠退税问题,2005年将分担比例改为92.57.5

[19] 参见200742的中国经济时报:我国纺织行业的外贸形势、财政压力与出口退税。

[20] 199011月,美国拉科斯公司在对我国出口的电风扇提起反倾销指控被裁定不成立时,于199110月又提起反补贴诉讼,后因美国商务部裁定反补贴法暂时不适用于中国而败诉。19925月,拉科斯公司又提起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市场扰乱”的诉讼,这种公然的歧视性作法,遭到美国进口商的强烈反对,拉科斯被迫撤诉。

[21] 上述论点的理由如下:(1)如果给予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些国家将丧失在“替代国”选择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将增加对我国提起反倾销申诉的难度;(2)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是欧美针对中国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还是发达国家运用“非市场经济条款”,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实行反倾销的实践都证明,“非市场经济条款”不仅是重大的贸易壁垒,更是一个制度性约束条款。

[22] 参见世贸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status_e.htm (访问日期:2008728

[23] 这两起案件分别是:United States---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Steel Products, DS252; United States---Preliminary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Determinations on Coated Free Sheet Paper from China, DS368.

[24] 这些案件包括:China---Value-Added Tax on Integrated Circuits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S309;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Automobile Parts (Complaint: European Communities), DS339;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Automobile Parts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S340;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Automobile Parts (Complaint: Canada), DS342; China---Certain Measures Granting Refunds, Reductions or Exemptions from Taxes and Other Payments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S358; China---Certain Measures Granting Refunds, Reductions or Exemptions from Taxes and Other Payments (Complaint: Mexico), DS359;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S362;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S363;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Complaint: European Communities), DS373;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Complaint: United States), DS373;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Foreign Financial Information Suppliers (Complaint: Canada), DS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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