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规则实证分析研究

[ 作者]: 胡加祥      [ 发布时间]: 2009-10-27     [ 独著/合著]: 合著     [ 期刊号]: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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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规则实证分析研究

——兼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合规性

 

胡加祥*  孟庆凯**

 

 [摘要] 根据入世承诺,我国从20061211起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作为规范外资银行的主要法规,新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本地注册、人民币零售业务和银行卡业务等方面作了相应的限制性规定。从法条层面看,这些限制规定似乎符合世贸组织有关服务贸易审慎监管的规定,但是从法理层面分析,特别是结合我国具体的入世承诺和其它的法律规定,这些限制措施的审慎理由并不充分,很容易受人诟病并招致其它世贸组织成员的挑战。

 [关键词]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金融服务 限制措施 入世承诺

 

一、引言

 

根据入世承诺,[1] 我国对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的限制于20061211结束。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过程包括逐步放宽地域限制;逐步将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从外资企业和外国人扩大到中国企业和中国居民;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负债不得超过外汇负债50%的规定;放宽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吸收外汇存款的比例限制;取消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非审慎性限制;在承诺的基础上,逐步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

为了更好地规范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切实履行中国的入世承诺,国务院和中国银监会于20061211同时颁布新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新条例和实施细则的颁布标志国民待遇条件下的中国金融时代已经到来。从法条层面看,条例和实施细则的内容与中国的入世承诺保持一致,体现了国民待遇、审慎监管和法人导向的我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但是从具体的实施效果看,条例和实施细则的部分规定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

 

二、法律的相关规定与我国的入世承诺

 

条例将外国银行在中国本地注册成立外资法人银行(包括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统称“外资法人银行”)作为政策鼓励的导向。外资法人银行在市场准入、监管、业务范围等方面基本享受与中国商业银行相同的待遇;而未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法人银行的外国银行分行(以下统称“外国银行分行”)则受到一定限制,两者之间的具体比较,详见表1

图表1:外资法人银行与外国银行分行经营业务比较

类别

外资法人银行

外国银行分行

实体性质

本地注册的境内独立法人,由中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

境外注册银行的分支机构,由其母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

注册资本

(最低限额)

1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实缴资本)

 

营运资金

(最低限额)

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

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

吸收公众存款

没有限制

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从事银行卡业务

允许

不允许

 

在最为关注的人民币零售业务方面,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虽然都能够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但是外资法人银行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而外国银行分行则不得吸收中国境内公民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存款,而且不得从事银行卡业务(包括贷记卡和借记卡业务),条例以此将外国银行分行排除在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一部分-----零售业务之外。虽然从法条层面上看,条例并没有要求外国银行分行必须转制为外资法人银行,但是,外国银行分行如果想要在中国开展小额人民币零售业务和银行卡业务,它就必须改制为法人银行(或参股中资银行)。可见,条例将改制成为法人银行作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全面享有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虽然这种以法人导向的政策是对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业予以审慎保护,但事实上会产生外国银行分行在中国能否真正享受国民待遇、条例与实施细则的规定是否与中国的入世承诺相背离这样的问题。

服务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以下简称“GATS”)第十六条规定了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一般原则:“(一)对于通过第一条确认的服务提供方式实现的市场准入,每一成员对任何其它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期限、限制和条件。(二)在作出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除非在其减让表中另有列明,否则一成员不得在其一地区或在其全部领土内维持或采取按如下定义的措施:……(e)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的措施”。[2] GATS第十七条第1款有关服务贸易国民待遇作了这样的规定:“对于列入减让表的部门,在遵守其中所列任何条件和资格的前提下,就任何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而言,每一个成员给予任何其它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地区)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3] 第二十八条“定义部分”规定,“商业存在”指任何类型的商业或专业机构,包括为提供服务而在一成员领土内:“(i)组建、收购或维持一法人,或(ii)创建或维持一分支机构或代表处。[4] 此外,GATS第二十条第2款规定,与市场准入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不一致的措施应列入市场准入项下,但所列内容也视为对国民待遇规定了条件或资格。[5]

我国在入世议定书的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2---最惠国待遇豁免清单)中对银行服务作出了如下承诺:服务提供方式包括GATS第一条第2款(c)项所指的“ 商业存在”。在银行业务范围方面,开放“接受公众存款和其它应付公众资金”;“所有支付和汇划服务,包括信用卡、赊账卡和借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明确规定:“对于本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中国金融部门设立的批准条件仅仅是出于审慎性目的(即不含经济需求测试或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加入后5年内,应取消(外国金融机构)所有权与经营范围的限制,以及对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限制措施,包括关于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措施”。在国民待遇限制方面,附件9明确规定:“除关于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列在市场准入栏中)外,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同外商投资企业、非中国自然人、中国自然人和中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无个案批准的限制或需要,其它方面也没有限制。”[6] 随着五年过渡期的结束,国民待遇中关于“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的规定已经失去了意义。

       可见,我国并没有在银行服务的具体承诺中明确限定外资银行以何种形式从事人民币业务,也没有在承诺中对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的起点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中国的承诺,从20061211(即中国入世五周年)开始,外资银行可以以“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的方式,为所有中国客户提供减让表中明确承诺的服务。按照GATS的定义,“商业存在”包括在成员境内以分支机构形式存在的外国银行分行。此外,根据GATS第十六条第2款(e)项的规定,除非在减让表中另有列明,中国不得采取限制或要求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法律实体提供服务的措施。

 据此,外资银行目前在中国不仅可以以分行的形式经营业务,而且还可以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单笔人民币100万以下的零售业务和银行卡业务。中国的主管部门不应该将外资银行的本地注册作为提供上述服务的前提条件。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入世承诺表明中国将在具体承诺的基础上完全开放银行及其它金融服务,[7] 但是,条例和实施细则的部分规定仍然有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和中国入世承诺之嫌。

      

三、条例与实施细则实证调查与分析

 

       关于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法人导向与本地注册的规定,我国官方的说明是“出于审慎监管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使监管更主动、有效和充分,以维护中国金融体系安全,保护存款人利益”;“允许外国银行分行开展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业务,与世贸组织的精神相一致”;“从审慎监管的角度和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这不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国银行分行在华开展业务的一种便利和优惠”;“有意经营中国公民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完全可以在自愿原则基础上,根据自身经营发展战略,随时转为在当地注册的法人机构。在完全自愿、自主、自由基础上的行为,就不能说是一种限制”。因此,官方的结论是“这符合审慎性原则和国际通行做法,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相一致”。[8]

针对以上说明,本文作者于2007212007331,对部分新近在上海设立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或代表处进行了实证调查。[9] 调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在华业务重心、设立法人银行的意愿、条例的法人导向和对人民币零售业务的限制,以及与中国金融服务领域入世承诺有关的其它问题。

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外资银行将在华人民币业务的重心放在批发业务,主要面对中国境内的大企业客户(见图表2)。中国13亿人口和1.8万亿美元储蓄的庞大市场和巨大发展潜力令外资银行垂涎。[10] 大多数外资法人银行表示看好人民币零售业务,特别是银行卡、住房贷款、理财服务等利润丰厚的业务。虽然就银行数量而言,对人民币零售业务非常重视并已有计划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外资银行还比较少,但从资产总额和业务量上看,这些外资法人银行转制前均为进入中国市场较早、在华机构网点较多、业务量大的外国银行,占了在中国以“商业存在”模式经营的外资银行业务量的绝大多数,而且这些银行都是资金雄厚、在零售业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国际著名银行。

图表2:外资银行业务重心

       可见,是否设立外资法人银行与在华业务重心密切相关。将业务重心放在批发业务的外资银行倾向于暂不设立法人银行,保留分行的形态,其资金将主要来源于银行间市场和关联方拆借;而大部分重视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外资银行已经提交了转制申请,主要包括美国、香港及日本的银行,其资金将主要来源于注册资本金及存款业务。外资银行在中国吸收本币存款,可以扩大资金来源,降低其在中国的融资成本。除参股中资银行外,有意设立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大都愿意采取外商独资银行的法律形式(见图表3)。

图表3: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商业存在形式

 

新设立的外资法人银行基本认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符合国际惯例,从总体上讲,条例给予外资法人银行国民待遇,履行了中国的入世承诺。但是,仍有小部分外资法人银行认为100万元的政策底线是对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限制,违反了中国入世承诺(见图表4),而且本地注册的要求与中国入世承诺并非完全吻合,加大了外资银行的运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银行的业务能力。一个典型的异议是:既然中国在入世时明确承诺五年后完全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包括银行卡业务),现在为何要求外资银行开办此项业务必须以本地注册为前提?究其原因,还是想通过注册登记和增加运营成本对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进行有效管理。对外资法人银行而言,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行政管理层级、充实资本金、补充管理人员、完善管理流程等方面的规定,同时还意味着与母行资金融通成本的增大、资本金与授信额度的限制、外汇管理等众多变革。对外国银行分行而言,由于只能吸收单笔10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存款,吸收的外币存款也有限,其存款大多支持不了贷款业务,为取得足够的资金开展贷款业务,同业拆借将加大运营成本。

图表4:外资银行对条例与细则的看法

 

四、审慎例外的成因与底线

 

1. 审慎例外的成因

根据GATS第十七条第1款的规定,[11] 我国必须在承诺的范围内向所有外资银行提供国民待遇。GATS《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第2条(a)款规定,“尽管有本协定的任何其它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prudential reasons)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本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12] GATS第十七条第3款规定,一成员境内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与外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所受到的待遇无论形式相同与否,只要有关待遇导致“竞争条件”有利于境内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该成员就被视为违反国民待遇。[13] 因此,无论我国在金融领域出台什么措施,只要事实上导致外资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就有可能使我国面临其它世贸组织成员的挑战,除非这些措施明确规定在我国的入世承诺表中,[14] 或属于国民待遇原则的唯一例外-----审慎措施例外。

金融具有相对的虚拟性,它的运行可以脱离真实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表现出乘数效应而自我增值。金融具有潜在的风险性,其负债经营方式使其具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因此,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国际金融网络具有与生俱来的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s),包括全球系统风险(global systemic risk)、安全和清偿风险(safety and solvency risks)、对存款人的风险(risks to depositors)等等。[15] 金融业的这些固有风险和跨国金融欺诈等新出现的风险使得国际金融业容易发生支付危机等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一个地区甚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并引发部分地区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16] 因此,世贸组织在推动各成员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和逐步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也认可各成员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某些管制措施。

鉴于此,我们认识现行多边服务贸易体制的法律底线是任何“事实上”违反国民待遇的措施都必须受制于审慎例外原则。在解释审慎例外原则时,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法律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是否被用作“规避成员承诺和协定义务的手段”。就条例和实施细则而言,争论的焦点在于:(一)GATS允许各成员作为“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范围有哪些;(二)法人银行导向与限制外国银行分行的本币零售业务范围和银行卡业务是否属于以上所说的“审慎性措施”。

2. 审慎例外的底线

GATS与世贸组织其它法律文件并没有对“审慎监管”作出过明确界定。[17] 世贸组织秘书处编撰的《GATS导读:对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议题的回顾》(2000年)指出,银行业公认的审慎监管措施包括资本充足率、对风险集中的限制和对风险管理系统的要求、流动性要求、禁止内幕交易和导致利益冲突的交易、不良资产分级和拨备的规定、对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的“胜任和合格”测试,以及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要求等。[18] 该报告并没有本地注册和个人存款最低额度的规定。鉴于世贸组织各成员之间金融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的差异,国际上对审慎措施的具体内容和监管手段尚未达成完全共识。GATS允许世贸组织成员自己决定何为审慎理由、何为基于审慎理由之措施,这种宽泛的自由裁量空间为各成员以“审慎监管”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提供了可能。

中国银监会认为,判定一项措施是否出于审慎需要依据以下两条原则:(一)该项措施的实施是否是为了保护广大存款人等金融服务消费者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即目的的合法性。(二)对于审慎措施,世贸组织尚无适用于所有成员的统一标准,不能以一些成员的标准来判断所有成员的审慎措施,因为对一个成员有效的措施对其它成员来说未必有效。根据GATS的基本精神,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反映各成员的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各成员有权在规则框架内实施审慎监管措施。[19]

有学者指出,审慎措施的实施除了依据上述两条原则外,还应体现采取该项措施的必要性,[20] 否则,任何非必要的措施都可能被解释为“审慎措施”,从而在事实上架空GATS设置的审慎例外规定,这与世贸组织推进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初衷相违背。虽然GATS并没有对“必要性”作出任何解释,但是GATT第二十条(一般例外)第(a)、(b)、(d)及(i)项均规定了“必要性”(necessary)的基本要素。判断涉及服务贸易的有关措施是否为“必要措施”,我们可以参考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相关案例的实践经验。在“金枪鱼案”中,评审团指出,[21] 采取限制措施的成员必须能够证明其用尽了其它对GATT规则违反程度较小的替代措施。[22] 在“汽油标准案”中,评审团将不可能实施的替代措施排除在可用替代措施之外。[23] 在“石棉案”中,上诉机构指出判断是否为“必要措施”,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只有在有效实现采取措施成员合法目的的情况下,其它对GATT规则违反程度较小的替代措施才能被视为合理的替代措施。[24]

尽管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有关争端中不乏对“审慎措施”的解释,但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沿袭普通法系中的判例制度,换言之,有关金融服务协议附件中的审慎例外条款的权威解释仍付阙如。笔者认为,合理的审慎例外构成要素至少应包括相关措施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五、审慎例外的法理分析

 

在以审慎例外原则对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作法律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就中国官方的解释澄清两个基本问题:[25](一)根据GATS第二十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对本国(地区)服务贸易具体领域是否开放以及开放的程度和采取何种限制措施,由该成员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在其具体承诺减让表中作出相应规定。[26] 因此,所谓“国际通行做法”与某一成员的入世承诺在法律上没有实质联系,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并不等于符合某一成员的入世承诺;(二)条例虽然赋予外资银行自主决定是否设立法人银行的权利,但由于设立法人银行是外资银行全面享受国民待遇的前提,这种选择权对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事实上是一种变相限制。因此,银监会有关“在完全自愿、自主、自由基础上的行为,就不能说是一种限制”的论点,从现实的角度审视,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1. 合法性分析

如上所述,就条例与实施细则对外资法人银行本地注册的要求、规定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定期存款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以及不允许外国银行分行从事银行卡业务,我国官方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保护本国存款人利益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外国银行分行是境外注册银行的分支机构,不是独立法人,由母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一旦总行发生流动性风险或支付危机,分行所在国监管当局难以对其实施风险隔离。为此,许多国家法律规定清偿顺序是本国存款人优先于外国存款人。对于当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监管当局一方面可以进行风险隔离,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存款人利益和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条例和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具有其合法性的目的。

2. 必要性分析

从实际效果看,条例和实施细则相对提高了外国银行分行本币业务的市场准入门槛,限制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本币业务的品种,这在事实上构成对我国国内银行一定程度的保护,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得到一些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认同。因此,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如果想要援引GATS的审慎例外原则为相关限制措施作辩护,就应当证明这些措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目前,条例与实施细则有关调整外资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经营的一般性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及营运资金要求(条例第八条);

(2)      一系列审慎性条件(条例第九条和实施细则第三条);

(3)      对外资法人银行外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为商业银行及其总资产最低限额的规定(条例第十、十一条);

(4)      资本充足率(8%)要求(条例第十至十二条和实施细则第六条);

(5)      符合《商业银行法》有关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条例第四十条);

(6)      记提呆帐准备金的规定(条例第四十一条);

(7)      遵守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的规定(条例第四十二、四十三条);

(8)      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四章);

(9)      监督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五章);

(10)  条例、实施细则以及商业银行法的其他审慎性规定。

除了上述这些一般性规定外,条例和实施细则对于外国银行分行还有以下一些特别

规定:

(1)      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银监会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并存放在中国境内经营稳健、具有一定实力的3家或3家以下中资商业银行(条例第四十四条和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

(2)      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条例第四十五条);

(3)      外国银行分行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条例第四十六条);

(4)      外国银行分行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条例第四十七条)。

中国银监会20073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规定,“对于外国银行分行,中国在市场准入环节要求其母行承诺无条件承担在华分行全部债务”。[27]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经验收合格完成筹建工作的,申请人应当将填写好的开业申请表连同下列资料报送拟设机构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保证书”。此外,条例第九条还特别规定,“拟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中外合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或者拟设立分行、代表处的外国银行所在国家或地区应当具备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已经与我国银行监督管理机构建立了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28]

我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可以运用上述措施,特别是资本充足率、损失拨备充足率、大额授信集中度、资金跨境流动及存款支付能力等规定,对外国金融机构进行风险隔离。当常规监管不足以有效控制风险时,银监会还可以有选择地实施特别检查和特别监管。条例与实施细则将本地注册作为外资银行在华全面开展本币业务的前提,以及规定外国银行分行不得吸收人民币100万以下的公众存款和不得从事银行卡业务,在审慎例外措施的必要性方面没有充足的理由。

鉴于外资银行高昂的帐户管理费和其他服务收费,外国银行分行即使获准吸收一般公众存款,其主要客户仍然是以抗风险能力相对较高的优质客户为主。此外,银行卡业务主要涉及发卡行对客户日常消费金额代为实时支付,然后再按月与客户进行结算。贷记卡虽然具有信用额度可以循环使用等便利,但透支利率较高(年息高达18%以上);而借记卡因无法透支,持卡人必须在银行有存款才能持卡消费,这些特征赋予银行卡业务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即使发卡的外国银行分行因母行发生支付危机而丧失偿付能力,其风险范围有限。因此,限制外国银行分行从事银行卡业务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关系不大。

 

六、结论

 

世贸组织成员可以自主确定审慎例外措施并不意味其能够以此为理由,“合法”地违背自己的入世承诺,其它成员可通过贸易审查机制要求该成员对所采取的措施作出合理解释,甚至通过争端解决机构来解决审慎例外措施引起的纠纷。如果我国面临其它世贸组织成员这方面的质疑,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很难成为有效的抗辩理由。对外资法人银行本地注册要求和对外国银行分行人民币零售业务与银行卡业务的限制,其审慎理由并不充分,容易被视为是变相限制外资银行在我国经营的措施。

中国政府在入世工作组报告第308段明确承诺:自加入时起中国将保证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不构成市场准入的壁垒,且对贸易的限制作用不超过必要的限度。鉴于上述分析,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应当对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重新审查。当然,笔者的本意并非要求立刻修改这些规定,因为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中,承诺修改相关规定有时可以成为谈判的砝码,就像在2002年的“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中,美国政府在明知会违反多边贸易协议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对进口钢铁采取保障措施,从而通过争端解决程序,给本国相关产业带来两年的调整期。[29] 因此,即使中国政府因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被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至少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不具有“溯及效力”,这可以给我国金融业的调整带来一些缓冲时间。如果条例和实施细则的制订者是出于如此考虑而制定了相关的限制规定,这与本文作者的上述观点纯属是一种巧合。

 

本文刊登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6



* 胡加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孟庆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世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第2---最惠国豁免清单》有关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和证券)的相关规定。I. Horizontal Commitments, "Part II -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on Services, List of Article II MFN Exemptions",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ctober 2001).

[2] 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98-299.

[3] 同上,pp.299-300.

[4] 同上,p.305.

[5] 同上,p.301.

[6] 参见注1

[7] Berry Fong-Chung Hsu, Douglas Arner, Qun Wan, Wei Wang, Banking Liber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Post-WTO China, Banking & Finance Law Review, October, 2005, pp.24-30.

[8] 马燕、陈春林:我国银行业下月全面开放,个人可到外资行存款,载20061117的扬子晚报。

[9] 为了不给被调查单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本文隐去这些单位的具体名称,但是本文作者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10] Jack E. Jirak, Equity Investment in Chinese Banks: A Doorway into China’s Banking Sector, Nort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March, 2006, p.329.

[11] 参见注3

[12]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Annex 1B of Annex 1 of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english/info_e/site_e.htm 访问日期:2007610

[13] 参见前注3p.300.

[14] 列入中国承诺表中关于银行业承诺的市场准入限制如下: (1)资产限制:在中国设立外国独资银行或者合资银行的外国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超过100 亿美元,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外国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超过200亿美元; (2)经营本币业务资格限制:为了经营本币业务,外国金融机构必须至少在中国营业3 年以上,并且申请前连续2年赢利。其余,没有限制。参见注1

[15] Lawrence L. C. Lee, The Basle Accords as Soft Law: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Banking Supervision,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Fall 1998, pp.33-34.

[16] 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引发了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的政权更迭和俄罗斯的政治动荡。

[17] Kern Alexand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Working Paper No. 5, ESRC Centre for Business Rese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2, p.23.

[18]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WTO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问答 》,第一篇(规则篇)。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ID=2854 访问日期:200739

[19]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WTO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问答 》,第二篇(权利与义务篇)。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ID=2858 访问日期:200739

[20] 贺小勇:新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与中国入世承诺的比较研究——以WTO“审慎性措施”为分析视角, 《国际商务研究》,2004年第5期,第32-34页。

[21] 有关将“panel”翻译为“评审团”的论述,请参阅胡加祥: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2]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 30 I. L. M. 1594 (1991), p.155.

[23]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WT/DS2/R, paras. 6.26-6.28.

[24]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 paras. 173-174.

[25] 参见注8

[26] 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01.

[27] 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对外开放报告》。http://www.cbrc.gov.cn  访问日期:2007323

[28] 截至200612月底,中国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法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建立了双边监管合作机制,内容包括信息交换、市场准入和现场检查中的合作、监管信息保密、监管磋商等多个方面。参见中国银监会:《中国银监会对外开放报告》,同注28

[29] 有关该案的详细评述,参见胡加祥:对中美钢铁案的几点理性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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