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问题研究

[ 作者]: 胡加祥      [ 发布时间]: 2009-10-27     [ 独著/合著]: 合著     [ 期刊号]: 《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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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问题研究

----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

 

胡加祥* **

 

摘要: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在遭受贸易损害时提供了三种解决方式:要求败诉方终止违法行为、败诉方自愿向申诉方提供补偿、授权申诉方中止对败诉方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义务。这些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终止违法行为的裁定由于败诉方的拒绝而无法执行,现行的补偿制度和报复措施又无法让一些申诉方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当申诉方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时,上述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何通过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世贸组织各成员的权益,真正实现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争端解决 补偿 发展中国家

 

                                 一、引言

 

补偿(compensation)的本意是指一方因自己提供的服务而获得对方给予的回报,包括薪金、股份、佣金、工作机会以及各种福利。司法意义上的“补偿”意同“赔偿”,是指因自己的行动使他人或集体受到损失而给予补偿,通常的做法是照价赔偿。[1]

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中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2] 乌拉圭回合谈判各方在总结了关贸总协定四十多年来的运行经验和教训之后,对原有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因此,作为确保多边贸易体制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的核心因素,世贸组织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被一些人认为是“使发展中国家成员免于遭受发达国家成员压力的强有力工具”。[3]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自运行以来,已经受到了大多数成员的认可与好评。[4] 19951月到20074月,世贸组织共受理了363起争端,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关贸总协定时期几十年的总和。[5] 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利用多边贸易机制来解决一些双边贸易纠纷,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这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最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争端解决机制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何完善其中的补偿制度,在争端解决中给予发展中国家成员及时、有效的救济就是需要人们仔细研究的问题之一。

二、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规定

 

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议(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简称“DSU”)第3条第7款规定:“争端双方如果无法找到各自满意的解决方案,争端解决机制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确保撤销被裁定不符合多边贸易协议的有关措施,补偿只是在无法撤销这些措施的情况下作为临时采用的手段而被适用,本协议提供的最后一种救济方式是在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前提下,在歧视性的基础上,由申诉方对不执行裁定的成员撤回已经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义务。”[6] 鉴于此,世贸争端解决机构解决贸易纠纷的方法通常有三种:要求被诉方终止违法行为、被诉方自愿向申诉方提供补偿、授权申诉方中止对败诉方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义务。[7]

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由各成员经过长期谈判与协商,在各自允诺给予其它成员市场准入的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个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8] 在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待遇原则的基础上,被诉方违背了原定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市场准入义务,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申诉的一方,还有其它成员。反之,申诉方对被诉方的报复措施(通常也是中止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市场准入义务)若不是在歧视性基础上实施,受影响的也不局限于被诉一方。[9] 因此,被诉方终止其违法行为,使得各方的利益关系恢复到纠纷发生前的状态,这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破坏最小的解决办法。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被诉方出于多方面的考虑,[10] 往往不愿意或者无法及时终止被裁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定的行为。因此,提供补偿或选择报复就成了一些成员的无奈之举。

实施报复虽然在顺序上排列在补偿选择之后,但是DSU22条设定的“交叉报复”机制方便了胜诉方的选择,[11] 这使得报复措施在实践中成为被许多世贸组织成员优先于补偿措施考虑的解决手段。[12] 截至20074月,在所有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案件中,只有三起采用补偿方法解决,其中两起是以被诉方提供新的关税减让形式结案的,[13] 另外一起是双方达成了金钱补偿协议。[14]

补偿制度鲜有问津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与争端解决机构的性质有关。司法判决中的补偿标准是由法官决定的,与当事人的态度没有直接联系。[15]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16] 它只是总理事会下的一个专门机构,[17] 其主要职能是“确保各成员在多边贸易协议中的权利与义务得到落实,按照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做法澄清多边贸易协议的内容。争端解决机构的任何建议和裁定不能增加或减少各成员在协议中规定的权利与义务”。[18] 因此,任何涉及多边贸易协议以外的安排,包括补偿内容,都应该由世贸组织成员来决定。即使有关当事方决定的补偿内容不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除非别的成员对此提出异议,争端解决机构也无权干涉。因此,补偿的适用不是通过争端解决机构的介入,而是取决于败诉一方是否愿意补偿和申诉一方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

相对于关贸总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现行的补偿制度是一项新的规定。DSU涉及到补偿的条款主要是第3条第7款和第22条第1款。但是,这两个条款除了明确补偿是一种自愿行为之外,没有更多的规定。从理论上讲,被诉方可以向申诉方提供任何形式的补偿,包括金钱补偿或者提供新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市场准入条件,以保持彼此之间贸易利益总体上的平衡。[19] 与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补偿相比,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补偿不溯及既往(retrospective),而是具有前瞻性(prospective)特点,即对被诉方以前违反世贸组织协议而导致申诉方损失的行为不予追究,被诉方仅承诺对以后的类似行为负责。

第二,补偿并没有终止被诉方的违法行为。根据DSU3条第7款和第21条第1款的规定,补偿只是被诉方在不可能立即撤销违法措施或不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执行争端解决机构裁定时所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这意味补偿的行使并没有终止被诉方的不法行为,[20] 只要被诉方没有撤销被裁定违法的行为,申诉方的损害是一直存在的。

第二,补偿的形式没有明确规定。DSU22条第1款规定,补偿是自愿的,而且还必须与有关协议的规定相符。这里的“有关协议”包括GATT第一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这意味选择何种补偿形式的决定权在于被诉方。如果被诉方选择向申诉方提供新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市场准入条件,那么,不仅申诉方可以享受这些新的贸易机会,其它世贸组织成员也可以享受这些机会。

 

三 、补偿制度的缺陷分析

 

1.补偿方法有限

由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具有不溯及既往的特点,这种机制最主要的作用不是为申诉方的损失提供相应补偿,更主要的是对世贸组织成员起到一种警示作用,这与世贸组织的机构特征不无关系。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称得上是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组织,各成员必须以承诺“一揽子”协议的形式加入该组织,特别是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21] 这些都凸现了世贸组织法制化的特征。然而,与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世贸组织也是建立在各成员彼此信赖的基础之上的,涉及多边贸易体制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先经过各成员的协商,只有在“协商一致”无法实现的情况下,[22] 世贸组织才会采用相应的表决机制。因此,保持各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所有国际组织的基础所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世贸组织的补偿不同于司法实践中的“照价赔偿”,更不具有惩罚性的特征。[23]

从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补偿的形式主要是由被诉方承诺在其它领域降低关税或市场准入条件,而且这种承诺只是临时性的。因此,当争议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成员时,现有的补偿

制度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发展而来的,特别是借鉴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DSU规定的三种解决争端方式,包括“交叉报复”机制,都比较适合解决贸易大国之间的纠纷,因为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建立在不同领域的优势互补基础之上的。许多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脆弱,贸易品种单一,根本没有那么多贸易领域或贸易产品可供其作为补偿或报复的对象。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一旦某种或某些产品出口受阻,就意味整个国民经济都受到严重影响。在香蕉案中,申诉方之一的尼加拉瓜针对欧共体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其它领域所采取的任何报复措施,即使从贸易统计角度看可以与其所受的损失大致相抵,但也无法弥补其作为国内支柱产业的香蕉业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尼加拉瓜在这一案件中可以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从本质上讲,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宽慰或者是一种期待的利益而已。人们从香蕉案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点启示,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选择补偿作为解决贸易争端的方式,主要是面对被诉方提供的有限的几种补偿形式,它们实在找不到可以弥补其实际损失的途径。

2.补偿难以落到实处

世贸组织的补偿制度之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奏效,除了被诉方提供的补偿方式有限外,补偿措施容易与多边贸易体制相冲突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DSU22条第2款规定,被诉方如果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完全履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定,应申诉方请求,双方必须就可以接受的补偿方式进行谈判。如果被诉方最终只愿意向申诉方提供新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市场准入条件,申诉方未必能够从这些补偿中得到真正的救济,因为DSU3条第7款对被诉方如何向申诉方降低其它领域的关税或市场准入条件规定得并不明确。如果被诉方单方面向申诉方提供这些补偿,那么,被诉方对于其它世贸组织成员而言则是违背了最惠国待遇的义务;如果补偿措施是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施的,那么,这些新的减让承诺就不只是针对申诉方,而是针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24]

世贸组织各成员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千差万别。在香蕉案中,中美洲小国厄瓜多尔即使接受了欧共体的补偿方案,也无法弥补其遭受的实际损失。欧共体当时的货物贸易占世界货物贸易额的20%,服务贸易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25%,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996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2500美元。相比之下,厄瓜多尔的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额的0.1%,服务贸易更是微不足道,国民生产总值近20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1600美元。在这种实力悬殊的对抗中,欧共体在其它产品或贸易领域对厄瓜多尔作出适当让步易如反掌,而对厄瓜多尔而言,限制香蕉出口几乎损及其经济命脉,因为该国除了香蕉业以外,几乎没有别的产业。在厄瓜多尔与欧共体无法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经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作为报复,厄瓜多尔最终在知识产权领域撤销原先对欧共体作出的保护承诺,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让厄瓜多尔少支出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费用,但是却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因为没有多少投资者愿意将资金投到一个盗版猖獗、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何况欧共体在厄瓜多尔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也是微不足道的。[25]

现行的补偿制度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这容易导致申诉方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偿以及补偿的效果不确定。DSU22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诉方不终止其被裁定违法的行为,应申诉方的请求,被诉方应该在根据DSU21条第3款确定的“合理期限”内与申诉方协商补偿事宜。DSU21条第3款规定的合理期限由三种:(1)有关方提出,并经过争端解决机构同意的期限;(2)争端解决机构建议或裁定决作出的45天内,由双方协商确定的期限;(3)如果在争端解决机构建议或裁定作出的90天内,双方无法就合理期限达成一致意见,则交由仲裁决定。[26] 这种冗长的审理期限能否确保申诉方的损失能够得到及时补偿?即使得到补偿,补偿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弥补申诉方的实际损失?这些都是容易引起双方争议的问题,因为从现行的规定来看,补偿是临时性的,而不法行为却是长期的。[27]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入世贸争端解决程序的成本是很高昂的,而当经历了这一系列艰难程序之后,争端解决的结果还是无法弥补其实际损失,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如何改进现行的补偿制度,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真正得到实惠,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需要考虑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四、补偿制度改革路径研究

 

鉴于补偿制度存在的缺陷,国际社会提出了种种改进方案。19944月召开的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决定自世贸组织成立4年后全面审查DSU,以决定是否继续、修改或终止某些规则和程序。由于1999年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未能就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一致,DSU的修改程序未取得实质进展。200111月召开的多哈部长级会议决定由争端解决机构特别会议对DSU的修改进行具体的谈判工作,并确定于2003年的5月之前结束谈判。然而截止至200374,由于各方的分歧较大,世贸组织仅完成了一份主席文本。[28] 为此,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将谈判的时间延期至2004531。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方尚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

在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的磋商中,世贸组织各成员就补偿制度提出了各种修改意见。加拿大建议改进DSU22条第2款和第6款有关争端方援引补偿和报复措施的时间安排;日本和欧共体也对第22条第268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29] 古巴、巴基斯坦、印度、洪都拉斯、津巴布韦等成员提出增加一个新的条款,规定当案件的申诉方为发展中国家成员,被诉方是发达国家成员时,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同一个多边贸易协议或不同的多边贸易之间选择中止减让关税承诺,即选择报复措施可以不受“交叉报复”的顺序限制。最不发达成员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他们认为当补偿涉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作为申诉方)时,如果作为补偿措施的关税减让不带有歧视性,而金钱补偿又是可能的情况下,被诉方(发达国家成员)就不应该以关税减让的方式来进行补偿,而改用金钱补偿的方式。金钱补偿的数额应该足以弥补申诉方的损失,包括现在的损失和将来可预见的损失,损失的计算应该从违约方违约行为发生的时候起算,即具有可追溯性,而不是从裁定作出时算起。[30]

就在各成员对补偿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虽然很多观点目前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但是其中的不少意见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有学者提出“集体报复权”和“可交换报复权”这两种报复手段,[31] 前者是指当发展中国家成员作为受害方出现时,允许其它发展中国家成员联合起来对作为违约方的发达国家成员施加国际压力,这样可以避免经济弱小国家无力诉诸世贸组织,以及即使进入争端解决程序也不能在实质上获得补偿的不公平现象;后者是指在具体个案中,当发展中国家成员获准对作为违约方的发达国家成员实施报复时,允许其将报复的权利出售给别的发达国家成员。[32] 但是,这两种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受到各方的质疑。在交换报复权时,一成员因为购买其它成员方的报复权而有可能使自己陷于贸易上的不利地位;报复措施是在特定成员之间以歧视性的方式实施的,如果报复权利转让了,这种“歧视性”的基础何在?

还有学者建议引入强制性补偿制度。[33] 如前所述,世贸组织提供的争端解决方法有要求败诉方终止违法行为、败诉方自愿向申诉方提供补偿和申诉方向败诉方中止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义务三种。从实际效果看,这些措施都不尽如人意。终止违法行为虽然结束了违法状态,但是受害方的损失却无法得到补偿;现行的补偿制度和报复措施也如上述分析的那样,很难给予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及时、有效的补偿。强制性补偿制度的拥护者提出对违约的成员设置一种强制性的补偿义务,以此来保证非违约成员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利益得以重新平衡。前欧盟首席法律顾问艾伦· 罗沙斯先生就主张通过仲裁来确定被诉方的补偿义务,具体而言,就是在仲裁员确定申诉方利益丧失和减损的程度之后,由被诉方根据仲裁决定提供相应补偿,从而使争端双方的权利义务重新达到平衡。[34] 虽然,强制性补偿与报复措施相比,对于申诉方而言具有更加直接、有效的补偿效果,可以强制性地要求败诉方提供相应的补偿。但是,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是否给予补偿应该由各成员自主决定,这也是DSU22条第1款明确规定的,如果要采用强制性补偿制度,那就需要先修改DSU的相关规定。[35] 由于强制性补偿方案仍然是限于关税减让等传统的补偿方式,它能否给申诉方境内受损企业及时和充分的救济,这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也有学者设想利用世贸组织其它机制来改进补偿制度,以此将解决的方式延伸到争端解决机制之外的领域,例如,中止败诉方在世贸组织享有的投票权、中止败诉方把争端诉诸世贸组织的权利。[36] 虽然上述建议看似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不会对各成员之间的市场准入条件构成威胁,但是在现实中还是很难实现。中止败诉方的投票权,这不仅涉及修改世贸组织现行的投票机制和决策机制,[37] 还容易导致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被边缘化,[38] 这与世贸组织倡导的最大范围内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精神相违背。

通过对补偿制度各种改革方案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改革意见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败诉一方,即如何使败诉方重新遵守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如何对败诉方施加必要的外在压力,而对于最需要关注的,即在贸易中遭受损失的申诉方,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这种倾向的主要原因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目的在于确保该组织的正常运作和维持各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然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而言,由于其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诉诸争端解决机制的成本已经很高,如果世贸组织的补偿制度还是无法帮助他们弥补实际损失,他们将贸易争端诉诸世贸组织的热情还能持续多久就令人怀疑了,而一旦失去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支持,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将变得名存实亡。

 

五、强制性金钱补偿---补偿制度的有效补充

 

为了让补偿能够对受损一方,特别是受损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笔者建议在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强制性”是指这种金钱补偿并非出于被诉方的自愿,而是缘以制度的规定。当败诉方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申诉方中止对败诉方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义务也不能奏效时,申诉方可以根据自己所受的损失,要求败诉方给予金钱补偿。

1. 强制性金钱补偿的特点

   世贸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在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下,进一步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金钱补偿的最大好处是不影响多边贸易体制。通过金钱补偿,被诉方一方面可以化解因无法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申诉方提供及时的补偿,弥补其相关产业的实际损失。然而,在世贸组织现有的补偿制度下,是否愿意提供金钱补偿,这取决于被诉方的态度。1999年,欧共体认为美国新修订的版权法违背世贸组织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向世贸组织提起争端解决请求。2000年,争端解决机构最终裁定美国版权法的部分内容违背TRIPS协议的规定。美国与欧共体对这一裁定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是对执行裁定的期限看法不一,于是双方又将这一争端通过世贸组织仲裁解决。美国由于其国内立法机构审批程序的规定,认为无法在仲裁裁决规定的期限内(15个月)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经过双方协商,美国同意在修改版权法之前,每年向欧共体补偿121.99万欧元,这也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中唯一的一起以金钱补偿方式解决争议的案件。

然而,上述补偿仍然是出于被诉方(美国)自愿,不同与本文作者提出的“强制性补偿”。强制性补偿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将被诉方提供金钱补偿由权利变成了义务,即这种补偿并非是出于被诉方自愿。强制性金钱补偿并没有完全取代现有的补偿制度,而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具体而言,自愿补偿仍然是世贸组织补偿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特定情况下,争端解决机构可以引入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

2. 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的构想

根据世贸组织现任总干事拉米200727对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所作的报告,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39] 为此,发展中国家成员应该联合起来,求同存异,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集体的力量,力争使争端解决机制朝着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方向发展,而增加强制性金钱补偿的内容应该是改革现行补偿制度的核心。正如拉米所指出的那样,只要违约方提供了补偿,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任其所为了。[40]

强制性金钱补偿尽管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世贸组织协议序言强调世贸组织认识到国际社会需要为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增长中获得与他们的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份额而做出切实的努力。[41] 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的设立正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设立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的构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改DSU的第22条第1款,扩大补偿的内涵,在明确自愿补偿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由争端解决机构引入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DSU条款的修改只是一种制度的设立,至于具体补偿标准应由争议双方协商确定。

第二,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的适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补偿的请求只能由申诉方提出,但是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这一请求,换言之,强制性金钱补偿的启动权归申诉方,而最终决定权却属于争端解决机构。

第三,为了避免强制性金钱补偿制度被滥用,世贸组织在适用这一新的补偿制度时可以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具体的做法可以借鉴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有关规定,即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才能援引这种例外规定。[42]

与其它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有许多独到之处。然

而每一项新制度产生以后,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对补偿制度的改进,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各成员之间的贸易纠纷,同时也更加有利于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的稳定与安全。

 

本文刊登于《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



* 胡加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李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1] 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 seventh edition, Bryan A. Garner(editor in Chief), West Group(1999), p.277.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59页。

[2] 参见世贸组织第一任总干事罗杰洛于1997417对韩国商会所作的演讲:The Future Path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97_e/seoul.htm 访问日期:200755

[3] J. Walley, Un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ystem Strengthening In Uruguay Ground, W. Martin & L.A. Winters (eds).1996, pp.428-429. 根据世贸组织协议最后的注解解释,世贸组织多边贸易协议中所指的“成员国”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单独关税区。本文参照此例。参见世贸组织文件汇编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

[4] See John H. Jackson: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Launch of the WTO: Significance and Challenges (contained in the book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he Mult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 and U.S.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edited by Terence P. Stewart),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996), p.10.

[5] 关贸总协定共受理争端解决98起。参见世贸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status_e.htm 访问日期:200746

[6] The Legal Tex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56.

[7] 根据“厄瓜多尔等国诉欧共体有关香蕉进口、销售和配送制度案”(以下简称“香蕉案”)的仲裁意见,上述三种解决方法不是一种任意选择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关系,即只有在前一种解决方法不可能存在的情形下,才可适用下一种解决方法。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Recourse to Arbitration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under Article 22(6) of the DSU, Decision by the Arbitration, DS27/ARB, para.3.7.

[8] 世贸组织协议第十条第2款规定,关贸总协定第二条(关税减让表)的修改需要得到世贸组织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参见前注6p.10.

[9] DSU3条第7款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表述的:“The last resort which this Understanding provides to the Member invoking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is the possibility of susp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ssions or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on a discriminatory basis vis-à-vis the other Member,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DSB of such measures.”同前注6

[10] 这些考虑因素包括由于财政或政治原因,需要对某些进口产品进行限制;迫于选民压力,需要对本国(地区)相关产业提供保护;由于历史原因,需要对某些成员提供特殊照顾。

[11] “交叉报复”是指如果败诉方不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争端解决机构的要求撤回与世贸组织规定不符的措施,胜诉方可以对败诉方撤回其相应的关税承诺。如果胜诉方无法从同一个多边贸易协定相同的领域中撤回其关税承诺,它可以在不同的领域撤回其关税承诺。如果胜诉方在同一个多边贸易协定中找不到合适的领域可供其撤回关税承诺,在征得世贸组织同意之后,它还可以在别的多边贸易协定中撤回其关税承诺。

[12] Patrio Grane,Remedies under WTO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1, No.4, p.762.

[13]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Complaints: European Communiti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SB, Minutes of Meeting ,WT/DSB/M/11, 26 February 1998,at 2; Turkey---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Products(Complaint: India)DSB, Minutes of Meeting, WT/DSB/M/34, 31 January 2002,at 20.

[14] United States---Section 110(5) of the US Copyright Act(Complaint: European Communities), Notification of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Temporary Agreement, WT/DS/160/23, 26 June 2003.

[15] 例如,英国法律规定,地方法院的法官有权作出赔偿总额不超过5000英镑的赔偿令。Oxford Dictionar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0.

[16] 这也是本文作者将争端解决双方称之为“申诉方”与“被诉方”,而非“原告”与“被告”的原因。有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评述,参见胡加祥:从“专家组”一词误译说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7] 参见世贸组织协议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参见前注6p.5.

[18] 参见DSU3条第2款的规定。参见前注6p.355.

[19] See David Palmeter & Petros C. Mavroidis,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actice and Procedur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167.

[20] See Mariusz Maciejewski & Philip Xenophon Pierros: Specific Performance or Compens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Are These Alternative Means of Compliance und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 Regulation, Vol.7, 2001, No.6, pp.167-177.

[21]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定通过“反向一致”的协商机制作出,即原则上视为通过,只有在全体成员协商一致不通过时,裁决才不予通过。一般情况下,胜诉的一方是不会阻扰裁定的通过。

[22] “协商一致”不同于“一致同意”。根据世贸组织协议注解1的解释,协商一致是指表决会议上没有成员公开反对。协商一致不考虑成员弃权或没有参加表决成员的意见。

[23] 参见余敏友:论世贸组织法律救济的特征,《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第20页。

[24] 相比之下,DSU对申诉方如何采取报复措施的规定就比较明确。参见前注6

[25] Hu Jiaxiang: WTO and It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33.

[26] DSU21条第3(c)项规定,一般情况下,仲裁裁定的合理期限不得超过评审团或上诉机构建议或裁定作出以后的15个月。参见前注6p.369.

[27] 相对而言,DSU对于申诉方采取的报复措施期限规定得较为明确。第22条第8款规定,中止关税减让承诺或其它义务应该是暂时的,到被裁定的违法行为被取消、或者有义务执行争端解决机构建议或裁定的一方对申诉方的利益受损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双方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时为止。参见前注6p.372.

[28] 该文本是在成员方提交的草案基础上进行修改的成果,涉及DSU27个条款中的24个条款以及4个附件中的2个条款,同时也包含了成员方提出的新增条款。具体内容大致有:时间框架、第三方权益、透明度、程序完善、机构设置、裁定执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

[30] 同上。

[31] See Joost .Pauwelyn, Enforce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WTO: Rules Are Rules-Toward a More Collective Approach, Vol.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No.4, pp.335-447; P. C. .Mavroidis, Remedies in the WTO Legal System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0, No.4, pp.763-814; S. Charnovitz, Rethinking WTO Trade Sanctions, Vol. 9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No.4, pp.792-832.  

[32] DSU Review,[EB/OL],http: //www.law.georgetown.edu/iiel/research/projects/dsureview/synopsis.html 访问日期:2007112.

[33] Marco Broncker & Naboth van den Broek,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n the WTO Improving the Remedies of WTO Dispu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5, No.1, pp.101-126.

[34] Allan Rosas,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Finding: An EU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1, No.1, p.140.

[35] 同上。

[36] See Marco Broncker & Naboth van den Broek,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n the WTO Improving the Remedies of WTO Dispu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5, No.1,.pp.101-126.

[37] 世贸组织协议第十条第3款规定,世贸组织可以通过全体成员四分之三以上表决决定某一成员在不接受修改协议的情况下,是否还要继续留在世贸组织,但是协议并没有中止成员投票权的有关规定。参见前注6p.10.

[38] Enhancing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EB/OL],

http://www.biicl.org/files/2572_fed_trust.pdf. 访问日期:2007610

[39] 参见WTO: 2007 News Items, Lamy: We have resumed negotiations fully across the board.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7_e/gc_dg_stat_7feb07_e.htm 访问日期:200756

[40]Mariusz Maciejewski & Philip Xenophon Pierros: Specific Performance or Compens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Are these Alternative Means of Compliance und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 Regulation, 2001,7(6), pp.167-177.

[41] 参见前注6p.4.

[42] 参见补贴与反补贴协议附件七。参见前注6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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