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原法学院教师论文工作坊2017年第1期顺利举行

[ 作者]: 金梦 [ 发布时间]: 2017-04-20 [ 来源]: 凯原法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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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中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围绕“风险社会与法制的回应”主题,为法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本次讲座系凯原法学院建院1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讲座由程金华教授主持。
 
季卫东首先分析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风险社会不同于危险社会,它是人类自身因素造成的。目前的社会现状呈现出多重风险叠加的态势,原本以为某些社会矛盾事件只是偶发性事件,但事实上这类相似事件层出不穷,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导致社会冲突,形成失范社会、风险社会。因此,这就需要国家治理的举措。现代社会的悖论,是风险导向与风险管控。社会冲突是对风险的评估不同、对风险的感受不同而引起的。围绕决策的风险和危险而产生的不安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温床。社会因风险而产生不安,若处理不当,则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突发性风险负担。
为此,季卫东对凯原法学院的高峰计划“法与风险社会的治理”进行了具体说明,提出了今后研究的基本构想。该计划的研究目的旨在通过理解风险存在的理由,探讨防范其发生、避免产生负面影响的措施。在这里,必须充分留意企业和政府的决策风险以及治理的“三难困境(trilemma)”,即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决断,却难以决断;不得不日益加强责任制,却无从问责;不得不借助独任制集权,却导致风险聚合。对风险研究的理论创新的切入口有以下三点:(1)以“决定者”与“受决定影响者”(包括特定人群与普遍大众不同层面)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作为风险社会的法治基础;(2)注重围绕问责的风险沟通、法律议论以及抗辩清单;(3)强调风险分配的正义。
季卫东强调“高峰计划”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有三点:第一,以“风险社会的治理”和“围绕风险分配的法律沟通”为两大支柱的学说体系的构建。利用大数据精准地甄别风险,以风险沟通为基础的决策机制的形成和改进,针对对决定者进行问责的主要应对措施。第二,在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法与风险社会”的研究范式。研究风险管控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归纳以及学说构建,围绕立法和审批的舆情、压力活动以及社会运动理论,为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符合国情的计算指标体系和分类金额。第三,探讨“化危机为转机”的制度顶层设计以及各种操作性工具。
 
相关研究的理论性图式包括制度之维与过程之维,其中,制度之维可以参考卢曼的“社会系统视角的风险观”与布雷耶的“规制方法视角的风险观”。过程之维可以参考贝克的“现代反思视角的风险观”与珍妮的“群体互动视角的风险观”。而相关研究的工具性框架具体包括:1.卢曼风险法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涉及问责、二阶观察以及风险沟通,决策的风险评价与时间维度,风险的预防、分散以及转换机制;2.管控风险的主要对策(cf. Armin Nassehi),涉及技术性对策——对风险进行量化处理和建立预警系统,法律性对策——事先预防与事后赔偿,道德性对策——强调决定者的责任伦理,以及政治性对策——参与决定的制度安排;3.布雷耶-米切尔的“风险阶梯”装置,涉及基本风险与特殊风险所致每年死亡率的比较,风险管理、风险议程以及可接受风险的度量。具体通过风险评估的四个步骤:以香烟当量等为标准确认可能的危险,画出剂量—效应曲线,估算人体的接触量,对结果加以归类以及成本-效益的分析;4.桑斯坦的风险恐慌对策。涉及预防原则与严格规制的冲突及二级衡量,决策中
从法律角度看,应对风险社会的举措主要由风险目标与制度手段两方面构成。“高峰计划”是以风险沟通为基础的决策机制设计,运用了风险沟通的空间构建、政府的中立化与组织分离以及行政系统的学习功能。通过“高峰计划”的研究,透视出金融风险、利率以及法律问题,例如金融资本主义体制的特征主要是高风险与高回报。直接金融的本质在于债权的证券化,而债权的证券化意味着对风险进行定价。证券交易的实质是把风险向他人无限转嫁并稀释,即一种风险商务。中国式金融的理想是低风险、高回报,为此开发出各种风险分担的方案。从现实的角度看,辱母伤人案反映出的是民间金融实况和风险;从法律的角度看,该案的核心问题是利息。中国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制的特征是行政主导,两级滑行,其具有三种立场:严格限制利率上限、借款人自我负责、及时启动个人破产-更生程序。因此,法制建设的主要举措在于,在开放民间金融的同时限制高利贷,加强对保证人的保护乃至全国禁止个人保证、书面协议与公证、对民间借贷业的监管、个人破产-更生制度与不可免责的事由、院外金融ADR系统的建立和健全。
另外,季卫东还介绍了“高峰计划”研究任务和方法论的基本构成,详细列明了子课题和研究方向的构成,并阐释了2017年聚焦的主题和任务分解。
 
在讨论环节,程金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团队科研项目来看,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长远设计,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目前而言,该研究或许较难引起学术共鸣。其次,建议该计划考虑以小见大的研究方式,使其更有见地,更加深入。再者,学术、经费、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也需斟酌,尤其是学术团队合作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论与现实这两个方面能否有效连接?这也是比较现实的顾虑。林喜芬教授认为“高峰计划”在司法监察的角度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启发。首先,在当前社会下,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将面对风险社会,但表现形式均有不同。我国与西方风险社会的维度是否相同?是否需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第二,交叉学科也存在问题,以形式审判中的舆情控制为例,一方面,我们需要交叉学科研究,但另一方面,也要突出法学自身学科的特色,要以法学为本位,区分对待舆情方面的问题。第三,在具体实证技术上,尤其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整合、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例如量化分析、经济领域的分析还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开展研究。
对于以上两位评议者的观点,季教授回应道,“高峰计划”也在研究,尝试提出针对中国风险社会的研究模式。交叉学科的研究非常有意义,特别是理工科、实验数据、认知科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与法学研究的结合会产生许多积极效果。
最后,程金华又补充道,交叉学科研究是目前的普遍现象,问题是团队合作怎样避免只是简单的组装,而没有在化学方面得到升级。因此,我们需要把团队合作进行化学升级,激发出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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