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网】季卫东:最高人民法院理应享有宪法的解释权

[ 作者]: [ 发布时间]: 2014-10-2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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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提法,这就是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目前的宪法解释权为全国人大委会所享有,但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因为立法机关没有机会面对千变万化的具体事实,宪法解释的需求很难被提上议事日程。为了激活宪法,通过具体案件中的宪法解释推动制度变迁,的确很有必要重新考虑宪法解释权的定位和功能。在我看来,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基本方向是承认最高人民法院也享有宪法解释权,并对法律解释体制进行改革。没有这样的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命题就很容易流于空谈,人权的司法保障也无从着手。

  在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存在着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解释等不同类型,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司法解释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在司法解释发生矛盾的场合,由立法解释来一锤定音。当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门的行政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地方法院就不必说了,连最高法院也没有资格对各种行政规则的当否做出判断。碰到行政规则的矛盾,需要进行解释时,地方法院不得不把问题提交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本身并不能做出决定,还需要提交国务院,通过行政解释的方式进行决定。在这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法律解释和相应的不断整合化的作业,只有不断细则化的规则创制。

显而易见,现代法学中的司法解释优越于行政解释的原则,在中国是不成立的,因为行政解释无非是行政立法权的一种表现形态。另外,司法解释上的大多数问题也都会转化到立法行为,包括行政规则制定行为这样的层面上去处理。何况司法解释的制定本身也具有立法的特征,具有政策的特征,有些内容本身就是政策的明文化。当司法解释之间发生冲突时,并不是通过法解释学的技术来消除冲突,而是通过立法解释,实际上也是通过立法权的行使来解决的。所以,中国并没有为法解释学留出多少发展空间,在审判过程中规则解释所占的比重非常小。这就容易导致法律体系变得非常僵化,同时法律应用又很容易流于恣意。

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重塑,可以为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完善提供最有利的机遇。承认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目的在于使审判机关获得护宪的尚方宝剑,树立司法的权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际上已经为这样的制度变迁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契机。从所谓宪法具有最高权威、要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表述,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应该开始筹建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起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制度,关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命题才能真正落实,冤假错案的纠正和责任追究才不至于流于形式,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才能有效衔接起来,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才能启动和顺利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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